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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贵 | 周易政治思想及其影响 | 清博书院

网络收集 2021-04-14 09:50:08

本文作者:谭德贵,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中国宗教学会易道文化研究专委会主任;清博书院院长。

 

一、《周易》政治思想所包含的先天矛盾思想

 

        作为“六经之首”、“源头活水”的《周易》,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它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所谓大传统,实际上是指文化中的显性部分——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军事、宗教,这些部分是文化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意识形态;所谓小传统,是指文化中的隐性部分——迷信文化、术数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这些部分是一种文化的从属部分。而在大传统中,政治思想无疑是占据主导的地位,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从根本上确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才有可能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学说,都必须首先阐述其政治思想,而其命运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种学说中的政治思想是否符合于统治阶级的根本需求。

        《周易》的特殊性和神奇性正在于它不但确立了自己在大传统中的主导地位,而且确立了自己在小传统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任何一部元典所不具备的。

        中国传统社会不管按何种标准划分,都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社会,是专制政体与国体由产生到发展到最后成熟直至灭亡的过程,这种专制影响程度之深、影响面之广、延续时间之长、破坏力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其最终根源当然在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基础,但以《周易》为主体的政治思想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 平等观与不平等观并存

        专制的理论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先天不平等,这也正是《易传》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周易》是否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论还不能一概而论,这是《周易》本身存在的最大悖论,也是《周易》为什么可以成为六经之首的最根本原因。只有搞清这个问题,才能真正搞清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秘密。

        首先是先天平等与不平等的矛盾。我们知道,《周易》是一个由“太极”这个“有情本体”的不断运动,从而产生了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以至万物的严密的时空与逻辑体系,在这个严密的体系中,八卦与六十四卦的产生,是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的。但这个先后顺序本身却存在着两个需要检讨的方面:何者为八卦与六十四卦之首?首卦与其它卦之间的不平等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周朝时期及以前,《易》存在着很多版本,流传比较广的有《连山易》、《归臧易》。所谓《连山易》就是以艮卦为六十四卦之首的严密时空与逻辑体系,《归臧易》则是以坤卦为六十四卦之首的严密逻辑体系,当时恐怕还有很多种以其它卦为首的体系。形成以乾卦为首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易经》,应该是比较晚的事情了。这说明,在当时的理论中,六十四卦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不平等,后来的以乾卦为六十四卦之首、循序产生其它卦的理论,只能作为一家之说。另一方面,初期《易经》在赋予八卦以各种含义时,首先是从自然万物出发,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后来赋予八卦以父母子女的含义,才开始具有先后的问题,因为从时间上讲,父母永远先于子女,但这只是一个很自然性的问题,并不必然蕴涵父母与子女的所有先天不平等。为什么?因为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但《易经》却大力强调人为天地之贵,并不认为人类低于天地,同样道理,父母对于子女只有生理之先,并无人格之先。这就是说,六十四卦在先天是平等的,那么,人就不存在任何先天不平等。从每一卦的内部结构看,六爻之间的依次递进,反映了事物的先后发展顺序,初二两爻代表了事物发展的初级阶段;三四两爻代表了事物发展的中间阶段;五上两爻代表了事物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并不存在那一爻优于其它爻的现象,但为何有“九五之尊”?《周易》的先天不平等思想何来?根子就在于《易传》。大家都知道,《易传》是晚于《易经》而产生的对《易经》加以理论升华的哲学论文汇集,虽然是否为孔子所做有诸多争议,但其主导思想为儒家思想,却无人怀疑。所以我认为,上述先天不平等,并不是《易经》本身存在的,而是《易传》强加的。也就是说,《易传》所极力强调的“天尊地卑”、“长尊幼卑”、“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等先天不平等思想,根本不是《易经》本身的思想,正是这一重大理论建树使《易传》“喧宾夺主”成为中国大传统的理论根基,先于《易传》产生的《易经》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这就是《易经》的先天平等思想与《易传》的先天不平等思想的矛盾所在。

 

(二) 一元与多元的矛盾

        从六十四卦的产生顺序看,经由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这样一个运动过程,是一个由“一”产生“多”的过程,这与老子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异曲同工。这样是否就说明宇宙本身是一元化的产物?《易经》把宇宙置于一个大循环中,除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外,六十四卦之间应该是并列存在的,即是一种多元并存,可以互相转化,这是一种标准的多元化思想。

但是,《易传》为了统治的需要,必然从根本上改造这一思想。首先它把宇宙统一于“易道”之下,君子“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名耳,是六家同归于正,但所从之道殊途,所学所行,或能使人名察而行,或不能而。”就是要把所有认识问题的最终标准归到易道上。其次,“乾坤,其易之门也”,但“阳为尊、阴为卑”,“阳主阴从”,把二元变成一元,从而确立了“乾”的主导地位,这种思想主要是为了确立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也,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从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由本以观之,义虽薄,则知可以一名举也。”关于这个问题,老子的论述最彻底,“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吕氏春秋·不二篇》指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圣者执一,而为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也;国必有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执一也,所以专之也。”由此就不难理解苟子要横扫十二家异说的理由,在他看来,对“凡邪说僻言而离正道者”,应“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因为“异端邪说”比盗贼更危险,“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人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

 

(三) 有情本体与有神论的矛盾

        从《周易》的内在逻辑结构看,宇宙的产生是严格按照“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一万物”这样一个纯粹自然的物质过程而形成的,宇宙的本体则是“包含万有”的“太极”(即“有情本体”)这种本体的最大特点是其无限的生生性,这种生生不止的习性,被《易传》的作者赋予了强烈的生命意志,使人在“德”上与天地最终相合。实际上,“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宇宙本体从本质上看,并不存在任何神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周易》的体系本身原来是不存在任何超验的神灵的,但“神道设教”的思想却非常浓厚,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非常简单的逻辑矛盾?答案只有一个:专制统治的需要。《易传》的作者竭力保持这种神性的尾巴,正是为了给统治阶级罩上一种神秘的光环。

 

(四) 民本与神授的矛盾

        《周易》产生的时代,属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早期,从政体上讲,还没有形成后期那样的全面专制,应算一种君主主义时代。而君主主义是以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在民本主义情况下,民对君的服从是有条件的,而且君主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民心的向背。但是,民本思想是以君本思想为前提的。那么,君权的根据何来?在《易传》看来,能与“天地、四时、鬼神”“合一”的大人——先王,必然秉承天地之道,先天具备当王的资格,也就是说,统治者的统治合理性,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问题是,这种君权的根据与民权的存在必然有很大的矛盾:或者来源于天,或者来源于人民,二者不可能同一。如果强调君权来源于天,周为什么可以取殷而代之?只好抬出道德的大旗;但道德的大旗很容易走向民本,这是统治者极不愿意看到的。没办法,还是要扛天命的大旗,只不过从理论上更加精细化:天也是一种道德性存在,天所授权的统治者必然也是道德完美者,这也是《易传》为什么非常强调“神道设教”的原因之一。

应该讲,由“神道设教”所推出的“君权神授”思想,在整个西周时期没有遇到多大的怀疑,然而,春秋战国的动荡与整合,使“君权神授”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急需从理论上加以升华。汉朝的董仲舒为了使“君权神授”观念从理论上更加严密,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天人宇宙对应图,“天”作为宇宙的主宰,“百神之大君”,并未停留在单一的人格神意义上,而是天、地、人、阴、阳、五行十项。确认人事政治与自然规律有类别的同形和序列的同构,从而它们之间才可以互相影响,就是把天时、物候、人体、政治、赏罚统统分门别类地列入这样一个异事而同行、异质而同构的五行图表中,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宇宙——人事的结构系统,目的在于从理论上确证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的严格的统治序,同时,又把这一秩序安排规范在谁也不能超越的五行图式的普遍模型中。这样,每一个单项,无论是君是臣是刑是德,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而被制约于整体结构之中。天子作为专制君主,其施政行令也同样受到这整体结构的限制和约束,皇帝虽然高居于万民之上,却又仍然受制于系统之中。

        董仲舒的宇宙模式理论,不过是《易传》宇宙模式的精细化,它的高明之处在于:政治理论中民本与神授的矛盾,通过一个纯客观的结构来解决,从而把君主主义的合理性变成一种谁也不能怀疑的宇宙本然结构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把君主的权利进行了适当的约束。从理论结构来看,似乎天衣无缝,但问题在于:《易传》所确定的这种结构,并不是对《易经》的真正合理解释。几千年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学者,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易传》不但是对《易经》的唯一正确解释,而且是《易经》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尤其是这种为统治阶级做统治合理性解释的理论,更是正确无比。而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易传》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但它关于六十四卦顺序存在先天尊卑高低的观点,却是对《易经》的曲解,《易传》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中国文化中政治思想的最大秘密,只有从根本上明白这个秘密,才能真正掌握中国文化,也才能明白后面所谈到的霸王道与愚民统治的秘密。

 

二、《周易》的爱民与愚民思想

 

        《易传》虽然强调专制的先天性,但它毕竟是一种君主主义,所以它也很强调廉政为民、勤政为民。要在其位谋其政,“君子以正位凝命”而且要爱民、容民、畜民,“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为政者只有以广阔敦厚的胸怀对待老百姓,自己的政权才能巩固。

        《周易》的爱民思想非常丰富,值得今天加以借鉴。但这只是问题的次要方面,任何统治阶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因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亲身经历殷朝灭亡的周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看到了人民的强大力量,神的光环暗淡了,民的力量凸显了,所以,从根本上讲,统治者并不是真正爱民,而是“怕民”,怕民造反,危及其统治。这样一来,统治者必然采取两种方略:表面上宽以待民、休养生息,使民能够安居乐业,不至于造反;深层上采取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条政策可以说是几千年统治阶级治国方略的基础,而这种方略的始作俑者正是《易传》。当然,《易传》并没有明确使用“愚民”一词,但其中却自始至终贯穿着愚民思想。首先,《易传》系统的等级观念是其愚民政策的根本理论基础,正是因为民众是最低级的阶层,只有使他们处于愚昧状态,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这正是我在前面所讲的,《易传》把《易经》先天平等的六十四卦,变成了存在严格等级序列的结构,愚民变成了一种必然。

        总结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愚民政策的实施,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神化皇帝,一条是弱化民智。先看一下古代是如何神化皇帝的。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理论——征兆说,其主要意思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点名气的人物,在其出生时,都不简单,他的家人或者看到一些怪光,或者听到一些怪声,或者做过一些怪梦,但这些怪事不但不坏,而且是一种“祥瑞”——可喜可贺的征兆,每个大人物在出生时,都有“祥瑞”——“生有异禀”。

        愚民统治的第二步就是从制度上强化专制。神化皇权的制度花样繁多,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与文化有关的两件事:避讳与文字狱,文字狱的问题暂不探讨,主要探讨一下避讳现象。“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不敢写,为什么不敢说、不敢写呢?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说了或者写了尊长或君主的名字,就会造成不吉祥、并且忤逆犯上,就要受到程度不同的惩罚。如果不小心触犯了皇帝的讳,会怎样呢?乾隆四十四年,因编造《万年书》而被杀的智天豹,他的罪状中就有“直书庙讳御讳,尤为罪大恶极”;广西秀才吴英向皇帝献策,“但语涉狂逆,又迭犯御名,比照大逆律应凌迟处死”;朱元璋不但避庙讳、御讳,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讳,凡是不小心用了“则”、“光”、“和尚”、“僧”、“髡”、“秃”及同音字,一经发现,立即处死;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亲自颁布了《钦定避讳字样》,如有违反,立即治罪。

        所有这些与其它措施配合,既神化了皇帝,又弱化了民智,在大搞个人崇拜的同时,稳固了专制统治。

 

三、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一霸王道相统一

 

        专制的基础是愚民,但光靠愚民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套治理国家的原则与方法,才能确保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极端专制不能长久——夏桀的暴政与商纣王的无道及周厉王的高压,都导致了王朝的覆灭,证明了光靠霸道是不能长久的;极端的仁义与软弱也无济于事——宋襄公的仁义导致了宋国的灭亡,东周的软弱导致了它的瘫痪,证明了光靠王道也行不通。《易传》的作者看到了上述两种统治的缺陷,提出了“顺天应人、刚柔并济、宽严结合”的统治原则,也就是后代所讲的“霸王道相统一”的原则。

历史事实证明:单纯依靠任何一种理论,无论是儒家的以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战国的混乱宣告了这种理论的缺陷;还是墨家的兼爱思想——它从没有真正登过大雅之堂;也不管是法家的严刑峻法理论——秦朝的灭亡充分说明了极端使用法家学说的后果;还是黄老的无为而治观——汉朝初期有作用,都不能保证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从此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古今许多学者都产生了错觉,以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只讲儒家思想,而彻底抛弃了法家思想,而实际上却是儒法的结合,也就是《易传》的“刚柔相济”,荀子所谓“隆礼重法、内儒外法”,也就是霸王道的结合。

        前面我已讲过,愚民统治的第一步是神化皇帝,但这还不够,还要把统治者装扮成上应天意、下顺民意的道德仁义的化身,用“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的漂亮词句来迷惑被统治者,因为秦朝的灭亡已证明了赤裸裸的血腥统治的不可行,必须在宣传上把王道治国——以德治国放在首位,这是愚民统治的很重要的一招,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专制统治者为何要全面控制舆论的根本原因,把以霸道治国——以武力和严刑峻法秘而不宣,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易传》有关理论的具体实施而已。这就是中国专制统治的最大秘密,对此统治者是三缄其口,被统治者包括许多统治阶级的高级人员都被此迷惑。

        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观点,你就会悠然而生“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感慨。关于闭口不提霸道,他认为,“君主们没有必要具备各种优秀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些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些本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本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些本质,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做180度的转变。”“”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流出不是上述五种美德的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哪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的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的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弄懂了上述思想,就会真正明白《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才能从根本上明白中国专制的秘密所在,也才能真正搞清《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本文为节选内容

原文刊载于《山东社会科学》 200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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