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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活着就老了

网络收集 2021-04-14 09:33:08

关于书的话

传说仓颉造字的当晚,有鬼哭泣——文字里藏有被泄漏的天机。文字写成的书在古时候金贵异常,刻在龟甲兽骨上的《诗经》《周易》只存在王宫豪宅。写在羊皮上的一本《圣经》要用去三十只小羊。那时候,有一本书不异于现在有一辆奔驰600或是三桅游艇。那时候,只吃粗面包饮清水的僧侣在一豆油灯下读那金贵异常的书籍,心中虔诚异常。

如今,书不那么金贵了,省下一顿啤酒,就能捧回来大大小小的一摞,但是我的虔诚依旧。数年前,用一块驳色的随形寿山石刻过一方阳文小印:耽书是宿缘。蘸了朱砂,钤在书的扉页上,红白分明,触目惊心。古人讲的不错:寒读之当之以裘,饥读之当之以肉,欢悦读之当之以金石琴瑟,孤寂读之当之以良师挚友。

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鲁迅提过的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对于在他的书店里偷书的人从来不管,他曾讲过:“爱书的人,他一有了钱,一定爱买书的。现在被偷,就等于放了账。而且,少雇些人看偷书的,反而省钱。”内山是解人,但是更通达的人会想到:爱读书,脸皮又厚到肯偷书,身手又好到能偷到书的人,假以时日,不愁大富大贵。

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身边的能人比起史书中的英雄,不配提鞋。周围的名花比起《香艳丛书》中的美人,面目可憎。几十年前,叶大麻子德辉讲:老婆不借书不借。其实,他印过《素女经》,因为有伤风化进过大牢,老婆不借是假,书不借倒是真。拿起一本翻了多年的字典,抚摸油腻润滑的书页,想起那一夜,灭了灯,衣服如灰烬般落尽,她的皮肤在我手掌下潮起潮落。想起北朝尚武少年写的那首关于爱刀的小诗:“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买来一本新印的诗集,把头埋进书页,呼吸间是油墨和纸张的清香,想起那个和自己风花雪月过的姑娘,把头埋进她的长发,长发是否像昨天一样柔软?那发香是否还缠绕在心头?

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以书橱为四壁的屋子,再小,也是我的黄金屋了。读过三联出的曹聚仁的书话,文章记不得了,但是记得它的装帧。素白的封面上除了书名,只有一帧小画。画上一书一剑,一灯一碗,画旁行草小诗:捡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想到一种境界,一个地方——天堂。

雪夜枕边读禁书

一、我的禁书生涯

世界原本是一盆清水,人类是一团墨汁儿。人类长在世界里,就像一团墨汁儿入清水,随着时间流逝,总是越来越浑,不会越来越清。不用看几百万年或者几十万年,回看我自己过去的二三十年,就知道这种浑浊的过程有多快。

和现在这个后现代社会相比,过去的岁月总是简单、干净,所以美好。电视是小学高年级之后才有的东西,一部叫《敌营十八年》的九集电视剧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傻和不傻的人都追着看,仿佛2005年看超女。电影绝对主旋律,除了女特务,衣着都是大妈,没有一个女性角色可以入春梦。在街上抽烟闲逛的小孩儿都被定义为流氓,能搞来录像带和大饭店洗发水的都被定义为老大。录像带基本没有毛片,能辗转借来的毛片基本都是被翻录了四次的,基本上都是毛毛点点的画面,比马赛克还马赛克,基本上都是越南女人冒充中国女人,日本男人冒充禽兽。看这样的毛片需要超强的想象力,隔壁家的流氓兄弟刘二和刘三告诉我,他俩看多了这样的毛片,对光与影的感觉同梵高一样敏感,看着春风里阳光下的杨树林,树影婆娑,毛毛点点,下身也能硬起来。电脑一直是新鲜玩意儿,高中时学Basic编程,画个三角画个圆,到机房上机,要脱鞋,要换拖鞋,我人生第一次发现,不止男生脚臭,女生也脚臭。到了大学,十块钱买了第一张5寸软盘,我脸盘子那么大,捧在手里,觉得真是高科技,不可思议,一个人一辈子写的文章都能装进里面去。实验室里拨号上网,163,拉上窗帘,打开视窗3.1,初次体验互联网,速度慢得出奇,半个小时,200KB的金发碧眼大乳美女还是只传过来上半身,我下半身硬了又软。

在那简单、干净、美好的过去岁月里,最丰富的情色教育来自于图书。

首先是语文课本。老师讲贾谊,《过秦论》,“振长策而御宇内”,说,策就是鞭,长策就是长鞭。我们班上的坏孩子接下茬,说,我鞭长莫及。学夏衍的《包身工》,“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我们班上的坏孩子告诉我,他没体会到包身工们的苦难生活,他闭着眼想象,觉得很淫荡。

其次是古籍。搞成简体横排出版的,一定都是删节版,删得文气全断,一只兔子,本来剪掉小鸡鸡就好,结果尾巴和耳朵都没被放过。二十册的《李渔全集》,有三册是李渔评《金瓶梅》,删得几乎成了《论语》之类语录体文本。我发现的第一个漏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三言二拍,因为影印所以没有删节,因为贵(硬皮装帧,五本一套),坏孩子买不起只有老干部买得起,所以没删,什么《金海陵纵欲亡身》,什么《隋炀帝逸游召谴》,都在。我跟我老妈说,我要买影印的三言二拍。我老妈问,为什么?我说,学习古汉语。我老妈问,学习古汉语为什么不买《十三经注疏》?我说,不能拔苗助长,汉语有演化的进程,由上古到中古到近古,诗经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要逆流而上,把握汉语的文脉,循序渐进,先看近古,也就是明清小说。我老妈问,为什么不买便宜的简体平装版?我说,要原汁原味,杨贵妃穿个带劳动标兵四个字的跨栏背心就勾引不了安禄山和李太白了。我老妈说,好,给你五十块,我一个月工资,别丢了。古籍读多了的好处是,我认识了繁体字,我读古汉语不用查字典了,我知道小鸡鸡三十种以上的小名,我看着繁体字的古汉语硬了起来,我不担心语文考试了。坏处是脑子搞坏了,相信因果报应,相信行房有害健康,相信手淫罪大恶极。

还有就是手抄本和西方小说。手抄本都不长,基本上一万字以内,造福社会的坏孩子,一边抄一边硬,硬了又软,软了再硬,如是十几次,也就抄完了。手抄本,基本上都是抄在浅蓝色底儿的作业本上,这种作业本到了21世纪的北京,被小资必去的那些餐馆当成菜单,用来写满“陆羽飘香”、“非典岁月”之类菜名酒名。手抄本里,有的字,写得真好,甚至看得出家学,看得出敦煌小楷经书体的风骨。版本极其复杂,大体相近,细节千变万化,成因基本上就是抄写的人,抄得兴起,进行了二次创作,“乱扯小衣”四个字被心驰神荡地扩充成四百字。“五四”一代老翻译们老去之后,汉译西方文学名著基本不能看了,我被逼着读英文。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以南一点,有家外文书店,一楼卖正版字典,二楼卖盗版影印原文小说。小说印得很烂,但是便宜,不删节。站着看英译《十日谈》中,把魔鬼放进地狱的故事,二楼外面是初夏的午后,时间糨糊一样黏稠而缓慢,我忽然想起《诗经》曾经达到的好色而不淫的境界,街上人来人往,人人揣着善良的心和困惑的淫具,他们会因此发生各种事情,我感觉人生丰富而美好。

二、我的禁书理想

人过了三十,世事渐明,发现企业家基本是骗子,科学家基本是傻子,过去的理想都渐渐泯灭了,唯一不切实际的想法是,这辈子,我要写十本小说,其中一本是黄书,我想,这个功德,无量。

我上医学院的时候,管宿舍的王大爷一直喜欢古龙,不喜欢金庸,喜欢假古龙胜过真古龙。王大爷说,古龙比金庸会搞女人,金庸谈恋爱,古龙搞女人,恋爱没有女人久远,古龙更好看。王大爷说,假古龙,碰巧了,基本就是黄书啊,比真古龙好看。后来王大爷中了风,过了恢复期之后,言语更加无忌讳,劝我弃医从文。他看过我写的十页假古龙,他对我说,你行,你写凶杀色情都行。不写,浪费了。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改行还来得及,比当医生还造福,能让那么多人高兴呢。要不毕业就先干几年皮科,治治性病,或者男科,看看阳痿,长长见识再改行。要不一边当医生,一边写,你肯定行,凶杀色情都行。你知道怎样叫有本事,写的东西能到街上报摊上卖,有本事。写凶杀,让我想磨菜刀,就练成了。写色情,要是让我还能,哈哈,生儿子,你就练成了。江湖上你就能随便行走了。

我上完医学院之后的七年里,倒是写了两三个长篇小说,但是讲的都是被王大爷所不齿的爱情。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张口说,他是我大爷,说他在我师弟们的宿舍里翻到我的书,封面太难看了,鸟屎绿,鸡屎黄。鸟屎绿的是《猪和蝴蝶》,鸡屎黄的是《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王大爷说,什么给我个姑娘,到最后才脱下裤子,靠,脱的还是自己的裤子。王大爷问,你之后写什么啊?我说,没想好,一个想法是写些历史,从时间上看人性。王大爷说他不懂,他说,他再过一年八十大寿,他要我写本黄书送他。

我能想到的一个长篇黄色小说的题目是《色空》,写一个鱼玄机和一个方丈,小说的第一句话是:鱼玄机对色空长老说,要看我的裸体吗?小说单数章节写色,双数章节写空。我不知道,如果真写完给王大爷,他会不会明白这个奥妙,用他的第三条腿,跳着看。

黄书在哪里都是不能在街面上流淌的,我想,我可以把它放生到互联网,仿佛顺着河流放生一条金黄的鲤鱼,不署任何名字。所以,过五百年,文学史上,会说21世纪初期的冯唐,只有九部长篇传世,而不是十篇。

三、我的禁书书单

我列了之后,才发现好看的黄书是那么少,我开始理解王大爷的苦闷,开始觉得自己的禁书理想伟大。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高二的时候在书摊上第一次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印得极差,借出去两三次就散架了,怀疑是盗版。小说的结构精巧:以性交为结构骨架,九次性交,由初相见到高潮,由地升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温柔的喜悦中,像春天森林中的飒飒清风,迷蒙地、欢快地从含苞待放的花蕾中飘出……在她千丝万缕互相交汇的身体里,欲望的小鸟正做着美好的梦。”那时候初读,看到屈原从窗边走过,带着他那些穿兰蕙佩香草和他关系暧昧的女祭司们。2000年,读过亨利·米勒之后再读,觉得劳伦斯事儿逼,难怪早夭。

湖南文艺那版,很快就被禁了。2004年人民文学又出了一版,而且在三联书店卖。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谁能说我们没有进步?

《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

1987年中间的一期《人民文学》,真的吓了我一跳。除了马建这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还有一篇我记不得的中篇,写种猪场的故事。

在写西藏的汉语作品里,最好的就是这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还有格非的《相遇》。而《相遇》是格非自己不可能超越的高度,他买再好的音响,再听交响乐,也没用。

最大的好处是,马建的这篇中篇仿佛用的不是汉语,写的环境仿佛不是人间,写的色情仿佛是担水吃饭。

《北京故事》

最初在网上读的,真希望看到作者把这个好故事,加入细节,扩充成长篇。

看过电影《蓝宇》之后又重读了一遍。文章比电影好,文章里的文字粗糙得划眼睛,仿佛手抄本,但有真情在。真情不分男的和女的上床还是男的和男的上床,真情没有道理。电影好像用的是台湾的制作班底,精致了好多,但是真情淡了好多。奇怪的是,同样的故事,看粗糙的文字的时候,一点不觉得脏,看细致的电影画面,心里多少有些恶心。总之,北京的事儿,没在北京沉浮过几十年的人,拍不出那种绝对不寒碜的粗糙。

《在巴黎的屋顶下》

传说是1941年,洛杉矶书商以一页一元美金的报酬委托亨利·米勒写下此书,亨利·米勒用书款付了一年的房租,但是他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在巴黎的屋顶下》是自己的作品。我翻前十页就知道,一定是这个老流氓,没跑。有些人有气质,无论怎么写,无论写什么,都是他们自己,喜欢他们这一口儿的人,都没办法拒绝。

亨利·米勒一辈子,思考,嫖妓,写作。写作的时候,基本搞不清楚自己是小说家还是思想家,后期作品尤其如此,比较难看。从这点上看,《在巴黎的屋顶下》非常干净,基本上就是小说家笔法,没什么思考,基本就是嫖妓。

中文小说:体会时间流逝中那些生命感动

一、中文小说整体水平低下

开篇明义,首先表达我的观点:中文小说先天不足,整体上无甚可观。

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讲,中文小说和西文小说整体上都不在一个重量级。美国现代图书馆评选20世纪英文小说一百强,争得不亦乐乎,反反复复定不下来。之后,《亚洲周刊》跟风效颦,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很快尘埃落定,各路英雄座次排定,鲁迅《呐喊》第一,二月河《雍正皇帝》第一百。读到这则消息,我第一感觉想乐,好像听到清华大学拼命选出清华校园美女一百强,第四名就开始觉得长得像女傻强。第二感觉凄凉,“时无英雄,方使竖子成名”。第三感觉振奋,好像项羽看见嬴政坐着大奔逛街,“彼可取而代之”。跟我老妈讲了我的感受,老妈说,你改不了的臭牛逼。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意见还是和鲁迅当初一样:如果喜欢小说,多读外文小说,少念或是不念中文。

中文小说整体水平低下有两点原因,第一是中国文字太精通简要,难负重;第二是中国文人外儒内庄,不吃苦。

中文是象形表音文字。一张图画的信息量抵过千言万语,所以宇宙飞船带给外星人看的信大量使用图表,所以一张电子春宫比几万字的《灯草和尚》更占硬盘空间,所以中文没有必要写得那么长。另外刚有中文的时候,纸张还没有发明,写字要用龟甲和兽骨。野兽会跑,乌龟会咬人,龟甲兽骨不易得到,文人不得不精通简要。英文是单纯表音文字,英文成形以后,纸张就出现了,没有了太多限制,英文就倾向于唠叨。点滴积累,岁月沉淀,这种唠叨渐渐有了体系和力量。

中国文人从小讲究的是乐生和整体和谐,他们从不为了理想引刀自宫,他们很少悲天悯人,他们在陋巷没事偷偷快乐。他们故意打破逻辑或者让逻辑自己循环论证,他们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他们说路上有狮子。但是好小说需要丝丝入扣的逻辑、毫发毕现的记忆和自残自虐的变态凶狠,需要内在的愤怒、表达的激情和找抽的渴望。我们的文人怕疼。

二、小说阅读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

简单地说,小说阅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天大的理,抵不过自己喜欢。掩卷书味在胸中,和张三、李四或者隔壁的王胖子没有任何关系。仿佛饮食男女,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小腿细细的小嘴紧紧的,有人喜欢面如满月笑如大芍药花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小说阅读没有高低贵贱。给艺术排名次本身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事。如果你对着雪地里一泡狗尿想象出一块熟糯橙黄的琥珀,只能说明你的功力不凡。如果你喜欢上一个聋哑的姑娘,觉得她没有任何欠缺,其他女人不是言语过分恶毒就是心胸过分狭促,只能说明你是情圣。

小说阅读没有禁忌。再吃牛肉也是变不成母牛的,看八遍《鹿鼎记》你身边也不会冒出七个老婆。我们都已经太老,很难改变。现在有了互联网了,什么东西拐弯抹角都能找到了,不用等太阳落山再去偷偷找书摊王大爷借《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我们不要怕怪力乱神。神农吃了大毒草之所以没有暴死,是因为他一口气吃了一百种大毒草。我学医的时候,上公共卫生课,那个教课的小老太太,小鼻子小嘴,干净利落,她说她健康的秘诀就是每个月找东单街头最脏最乱的国营餐馆吃一盘京酱肉丝,如此保持肠胃的菌群平衡。

三、在小说的阅读中体会时间流逝里那些生命的感动

到底什么是好小说?好小说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坏小说各有各的坏法,但是好小说具有一些共性。

文字妙曼。好小说的文字要有自己的质感,或浓或淡,或韧或畅,或是东坡肘子或是麻婆豆腐,但不能是塑料裹脚布。好文字仿佛好皮肤,一白遮百丑,即使眉眼身材一般,一点脑子都没有,还是有人忍不住想摸想看。所以南方女孩比在沙尘暴里长大的北方姑娘好嫁,所以诺基亚只给手机换个金属外壳就多要两千块。

结构精当。好故事仿佛好脸蛋,好结构仿佛好身材。长久而言,好身材比好脸蛋更动人。好脸蛋只是个好故事,看过了,知道怎么回事儿,不复想起;好结构起承转合,该凸的凸、该仄的仄,该紧的紧、该疏的疏。让人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从胸看到臀,再从臀看到胸,感叹天公造化。

才情灿烂。才情不是思想,好小说不是论文,可以不谈思想,只谈才气纵横、心骛八极。就像好姑娘可以胸大无脑,但是不能不解风情、不知体贴。好的小说家用肚脐眼看天下,从另一个角度拿捏你的痒处或在你毫不设防的时候给你一记断子绝孙撩阴腿。就像一些有气质的姑娘,肤如五号砂纸、平胸无臀,但是见月伤心、听歌剧涕泪横流、主动问你能不能抱她一下,还是能迷倒一片。

讲到最后,小说文字不好不重要,结构不好不重要,才情不好不重要,小说最重要的是让你体会到生命感动,就像姑娘最重要的是让你体会到爱情,听到激素在血管里滋滋作响或是心跳。在读到足够数量的好小说之前,我不相信任何鬼怪灵异,但是,好小说简简单单透过白纸黑字,将千年前万里外一个作者的生命经验毫不费力地注入我的生活,让我体会生命中不灭的感动。我开始怀疑灵魂的存在。

四、二十二种美丽,二十二种感动

我在下面列了一张中文小说书单,它们曾经给我不同的生命感动。小说的兴起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对中文最重要的变革动力。虽然我们先天不足,但是我们上探先秦,外采欧美,前途还是光明的。

列单说明如下:

1.纯属个人观点。

2.排名不分先后。

3.有些人杂文、散文强出其小说太多,未入围不等于我不敬仰其文字,这些人中包括鲁迅和李碧华。

4.外举避仇,内举避亲。仇雠和亲朋好友以及我自己的东西,不在推介之列。

《战国策》

有逻辑,有故事,有人性,有冲突,够贫。像北京的士司机一样关心世事,像管理咨询顾问一样慎思笃行。熟读半部,在街面上混个肚圆不是问题。

《世说新语》

和《史记》一起构成我的文字师承。刘伶和阮籍到北京不会无聊,三里屯有高价假酒,紫云轩和芥末坊都有曾经沧海媚眼如丝的老板娘。

《红楼梦》前四十回

小时候喜欢看林黛玉吃醋和贾宝玉处理三角关系,长大了从中读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读到如何平衡利益、给足面子。不知道是曹雪芹隐藏得太深还是世界把我变得太庸俗了。

《水浒》

要看金圣叹评点的版本。细节处理独步,满布机锋。太多的元素在里面:凶杀、奸情、同性恋、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低处、追求理想、遁世、幻灭、创业、战略决策、战术处理、兼并重组、儒道禅合流,让人不得不喜欢。

《肉蒲团》

当初没有互联网,看的是从外教借来的英文翻译版。同期看的还有冯梦龙的三言和意大利的《十日谈》。感觉《肉蒲团》是我见过的行文最干净利落的中文长篇。

《金瓶梅》

写尽市井人情,建议中小企业主管精读。同《肉蒲团》比较,其色情描写添加得极为生硬,疑为后人伪作。

《牛天赐传》

北京那一辈人,没谁都可以,不能没有老舍。没有老舍,北京今天不会有这么多闲人,房地产也不会这么热。如果老舍生在今天,王朔就泡不着文学女青年了。

《围城》

钱锺书写老海龟的这篇小说至今时髦,只是读者通常没有以前那种旧学和西学的底子,领会他那些精致的笑话有些障碍。老天如果有眼,把他和张爱玲弄成一对,看谁刻薄过谁。

《十八春》

张爱玲是个异数。你可以不爱读,但是挑不出任何短处。张爱玲巨大的旗袍阴影之下,新锐女作家不脱,如何出头?

《边城》

沈从文只念过小学,对汉语的贡献比所有念过中文博士的人加起来还多。

《洗澡》

同样写知识分子生活,同《围城》是夫妻篇。钱锺书比杨绛元气足,是更好的小说家。杨绛比钱锺书更懂得收敛和控制,是更好的文体家。

《白金的女体塑像》

天妒英才,穆时英二十七岁就早逝了。这一篇的调停布置比郁达夫那篇著名的课桌文学《沉沦》不知道强多少。

《台北人》

出手便知家学和幼功深厚,这样的文笔,如一手漂亮的瘦金体毛笔字,不知道以后到哪里找。

《绿化树》

如果那拨人没出来更多这样的文字,都是“四人帮”的过错。

《鹿鼎记》

韦小宝是比阿Q更典型的中国人物。刘邦、刘备、朱元璋在基因上和血缘上一定是韦小宝的近亲。

《大人物》

古龙的自传,那时候好像没有太大的出活压力,写得难得的从容。古龙有一支有魔力的笔,绝对是个大人物。

《受戒》

明末小品式的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但是一百年后评价汪曾祺的成就,首推的很可能是剧本《沙家浜》。

《棋王》

再看感觉有些做作,没有阿城现在的随笔精气内敛。文笔太内敛太老到也有问题,仿佛奶太稠,挤出的产量严重受限。最令人钦佩的还是他的态度,写不出来就不写,珍惜羽毛爱惜名声。

《在细雨中呼喊》

余华最早的长篇,他最好的东西,也是他那拨人中最好的长篇。我不相信他这辈子能够超越这一篇所达到的高度。不如学学格非,找个名牌大学去教书,培养下一代文学女青年。

《动物凶猛》

有时候一部几千万字关于“文革”的论著不如几万字的一篇小说更说明问题,《动物凶猛》就是一个例子。写得太急了,有些浪费了一个好题材。如果当初沉一沉,就这个题目写个长篇,垫棺材底儿的资本就有了。

《黄金时代》

生命灿烂,人生美好,即使是“四人帮”也不能破坏。好在有小波在,要不大家都认为王朔就全权代表北京精神了呢。

《窗外》

“文章憎命达”,要是琼瑶阿姨考上大学,世界将会怎样?还记得林青霞演《窗外》时的样子,双手托腮,仿佛一朵莲花绽开。现在莲花谢了,结了莲子,自己也搞得不男不女了。

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弄孙”和“饮食男女”一样植入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1925年1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篇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1925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不应该读中国古书。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比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记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小品文的四次烂漫

到底什么是小品文,有多种说法。这个词可能最早现于南北朝,指佛经缩写本。《世说新语》刘孝标的注释提道:“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我望文生义,用我自己的定义。小品文第一要小,篇幅小,少则一二十字,多不能过几千字。小品文第二要有品,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小品文第三要是文,不是诗不是词不是曲,不谈韵脚,没有定式,天真烂漫,无法无天。

小品文第一次烂漫是在先秦,庄周、孔丘、老聃、吕不韦以及那些凭舌头吃饭的苏秦张仪们(他们的臭贫被详细记录在《战国策》)。这里面文采最盛的是庄周。他细致时,逻辑之缜密不让17、18世纪的那帮德国哲学家。他灵动时,鱼在瞬间变成大鸟,人在瞬间变成蝴蝶,比卡夫卡的《变形记》更牛。少年时读到“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正在困惑自己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庄周立刻成了我的青春偶像。在之后的岁月里,我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来越不明白,不知道自己这块料该怎么办,还是庄周的小品给我提示。庄周说他得到一个硕大无比的葫芦,无可处置,最后决定把硕大无比的葫芦放到硕大无比的海里,一无是处的自己坐在里面到处漂着。

小品文第二次烂漫是在明朝,李渔、张岱、三袁、金圣叹、王季重。这里面邪气最足的是李渔,别人因为吃喝玩乐而身败名裂,李渔靠吃喝玩乐安身立命。有一阵子,我把庄周和博尔赫斯掺着看,越看越觉得世界古怪,山非山,水非水。我问我妈:“您是我妈吗?我爸前世是外星人还是北溟的八爪鱼?”我妈当时一句话没说,骑车就去学校找我老师谈话去了。后来,我把李渔和亨利·米勒掺着看,发现生活真的像席慕容说的那样:天是这么蓝,草是这么绿,生活本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丽。亨利·米勒说:实在想不清楚就找个姑娘干。李渔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中简洁明了,说未央生要先做成世间第一才子和娶到天下第一佳人之后才能皈依佛祖。爬到山上,跳进水里,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小品文第三次烂漫是在民国,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梁遇春。这帮人,小时候在私塾被灌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长大被送到东洋西洋学物理数学植物人体。小时候摸过小脚,长大近距离闻过洋婆娘的香水味道。世道动荡,摆不稳一张书桌,这些人所有幼时功夫成年阅历都挥洒在小品文上,不惊天地泣鬼神也难。周作人的小品文更是臻于化境,白话文五百字,从从容容把一个大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不带一丝火气,难得的涩味和简单。俗话说,文人相轻,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但是记者问周树人,当今谁的小品文好,周树人还是做出如下排序: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

小品文第四次烂漫是在现在,阿城、黄集伟、李敬泽、李碧华、王小波、张弛、布丁、狗子、冯唐(排名不分先后,具体排名见2100年1月1日各大报纸杂志文学副刊)。时代好呀,文人好像又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了。一方面,“礼崩乐坏”,旧思想旧体制在改革中被打破,没人替你想了,大家不得不自己动脑子了;另一方面,那么多的报纸杂志冒出来,有人付钱给你让你好好想想,不一样地想想;最后,现在都后现代了,人们时少事烦,没精力按过去的方式仰观天象俯思人生。再短一点,再快一点,方便面、麦当劳、流行歌曲、一夜情,小品文正好满足大家的要求,出个彩儿,晃你一下,就好了。然后你打开电脑,又该干正经工作了。

小品文从来不登堂入室。小品文不是满汉全席,不是黄钟大吕,不是目不斜视的正室夫人。小品文是东直门的香辣蟹、麻辣小龙虾,是《五更转》《十八摸》,是苏小小不让摸的小手,是董小宛不让上的小床。文人们不可能靠小品文当一品大员或是进作家协会,但是他们靠小品文被后人记住。当他们的尸骨早已经成灰,他们的性情附在他们的小品文上,千古阴魂不散。

好色而淫,悱怨而伤

小时候读古书,再大些读洋文,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从来不查字典。如果不认识的字少,看看上下文,蒙出个大概意思;如果不认识的字多,索性大段跳过,反正也不是高考试题、新婚必读,也不是我家的族谱。

《诗经》也是这样读的,连蒙带猜读《国风》,大段跳过《大雅》《小雅》。《国风》写得真好,“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和冯梦龙编的《挂枝儿》一样好,“怎如得俺行儿里坐儿里茶儿里饭儿里眠儿里梦儿里醒儿里醉儿里想得你好慌”。和中学操场边上的厕所墙壁一样好,“校花奶胀,我想帮忙”。

之后看关于《国风》的书评,说《国风》“好色而不淫,悱怨而不伤”,心中充满疑问。如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是“好色而淫”,“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不是“悱怨而伤”,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色而淫,悱怨而伤”了。或许书评人是白痴,不知道长期“好色而不淫”是要憋出前列腺癌的,不知道长期“悱怨而不伤”是要促成精神分裂症的。或许书评人只是心好,珍爱文字,担心被封杀,给这些鲜活的文字续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不至于太明目张胆。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国风》之后,这样“好色而淫,悱怨而伤”的文字在主渠道再也看不到了。《红楼梦》只是“好色”,《金瓶梅》《肉蒲团》只是“淫”。杜牧、李商隐只是“悱怨”,屈原只是“伤”。现在的苏童、余华、贾平凹什么也不是,他们的文字扫过去,感觉好像在听高力士和杨玉环商量用什么姿势,真性情真本色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被骟掉了。曾国藩的才气精力耗在了治世,文章实在一般。但是他大山大河走过,大军大事治过,见识一流。他说文字有四象,“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即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其实,太阳、太阴的文字是治世的文字,与传世无关,与狭义的文学无关。如果纯看传世的文字,“好色”是少阴,“淫”是少阳,“悱怨”是少阴,“伤”是少阳。趋势是,上古以来,阴气渐重,阳气渐少,一言不合拔刀相向、两情相悦解开裤裆的精神越来越淡了。

《国风》之后,这样直指人心的文字继续隐忍恬退地生长在酒肆歌寮,床头巷陌,厕所墙壁,互联网络。

日本的文字是个特例,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仿佛日本的庭院山水,相比中国本土,更好地继承了战汉盛唐的筋脉气血。

喜欢川端康成的沉静、收敛、准确、简要。“好色而淫,悱怨而伤”集中体现在他的《千只鹤》。茶道大师的儿子睡了父亲临终前钟爱的女人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后来那个女人相思太苦,死了。那个妹妹相思太苦,走了。那个阴魂不散的志野陶茶碗,碎了。一百页出头的文章,一上午读完,天忽然阴下来,云飞雨落,文字在纸面上跳动,双手按上去,还是按不住。那句恶俗的金元词涌上心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老聃的金字塔原则

进了麦肯锡公司,我被训练的第一个玩意儿是金字塔原则。后来证明,这也是之后诸多训练中,最宝贵最有用的玩意儿。

阐明金字塔原则的是一个叫Minto的外国老太太,面容慈祥,金头发金链子金镯子,言语唠叨。她啰里啰唆写了一大本书,其实,我用一百字就能说清楚。Minto没学好自己阐明的金字塔原则,或者是故意啰唆,充字数印书卖钱得版税,不用再在麦肯锡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当苦力加速身体折旧。

用一句话说,金字塔原则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纳出一个中心论点,而此中心论点可由三至七个论据支持,这些一级论据本身也可以是个论点,被二级的三至七个论据支持,如此延伸,状如金字塔。

这些事情可以很复杂,如: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世界经济五年的走势,以及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这些事情也可以很简单,如:小贾见到姑娘为什么会脸红,老妈每天喝半斤白酒是不是很危险,以及当高中时候的梦中情人问你她现在该不该带着三岁的女儿离婚,你如何回答等等。

对于金字塔每一层的支持论据,要求彼此相互独立不重叠,合在一起又完全穷尽不遗漏。

金字塔原则看似废话,但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原则,一个伟大的方法论。

伟大用途之一,解决问题:当你尝试解决问题时,你从下到上,收集论据,归纳出中心思想,从而建造成坚实的金字塔。有了这个大致的目标,问题解决起来最有效。

伟大用途之二,管理手下:如果你是领导,有经验,有手下,对于某个问题,你根据经验提出假设,迅速列出第一级三至七个支持论据,分别交代给不同的手下。两周后,手下提交报告,你汇总排列,从而建造成坚实的金字塔。有了这个原则,管理起来最有效,领导做得最轻松。

伟大用途之三,交流成果:问题已经解决,你从上到下,只汇报中心论点和一级支持论据,领导明白了,事情办成了。如果领导和刘备一样三顾你的茅庐,而且臀大肉沉,从早饭坐到晚饭,吃空你家冰箱,你有讲话的时间,他有兴趣,你就汇报到第十八级论据,为什么三分天下,得蜀而能有其一。有了这个原则,交流起来最有效。

作为中国人,需要小心的是,我们传统上日常生活的交流,不是从金字塔尖尖到金字塔基底的,而是相反。比如我们通常这样对小王的妈妈说:小王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打瞎子骂哑巴,挖绝户坟敲寡妇门,小王是个坏蛋。我们通常不这样对小王妈妈说:小王是个坏蛋。然后看看小王妈妈的反应,再进一步提供证据:小王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打瞎子骂哑巴,挖绝户坟敲寡妇门。纯用金字塔原则交流,在中国,容易找抽。

作为中国人,可以骄傲的是,我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偷我们祖宗的,所以不是毕达哥拉斯百牛定理而是勾股弦定理,所以阴阳仪是最早的计算机,所以不是Minto的金字塔原则而是老聃金字塔原则:孔丘在春秋时代开了一家有三千个咨询顾问的管理咨询公司,帮助各个野心邪跳的诸侯通过加强基础管理而提升业绩。孔丘请教老聃如何培训新招的咨询顾问,老聃说,告诉他们,第一个要掌握的原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数。

文章千古事,70尚不知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心如城市,到处是挖坑刨路、暴土扬烟地奔向小康和现代化。普遍而言,浮躁时代中最浮躁的是媒体和评论。电视和电脑,两只老虎一样吞噬闲散时间,做评论的全然不占有资料,闭着眼睛一拍脑袋,就开始像北京出租车的哥一样,指点江山,说谁谁谁是朵莲花谁谁谁是摊狗屎。

真正的文学用来存储不能数字化的人类经验,是用来对抗时间的千古事,总体属阴,大道窄门,需要沉着冷静,甚至一点点没落。文章再红,写字的人上街不需要戴黑墨镜;书再好卖,写字的人进不了《财富》杂志的富人榜。浮躁的媒体和评论中,最没想象力的就是文学媒体和文学评论。雌性写字的,眼睛和鼻子基本分得开,就是美女作家;胸比B罩杯大些,就是胸口写作。雄性写字的,裤带不紧风纪扣不系,就是下半身写作;有房有车有口踏实饭吃,就是富人写作。进一步演化到近两三年,这些名词都懒得想了,1960年至1969年生的,就是60后,1970年至1979年生的,就是70后,1980年至1989年生的,就是80后。

文学其实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

科学讲实证,宗教讲信不信。科学和宗教之间是哲学,在脑子里在逻辑里讨论时间和空间。科学、宗教、哲学的侧面是文学,在角落里记录人类经验,在记录的过程中抚摸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巫师,身心像底片一样摊在时间和空间里,等待对人类经验的感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有写字的,二十岁前就写完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后再如何喝大酒睡文学女青年,身心也变不出另一卷底片,于是用漫长的后半生混吃等死。也有写字的,度过了漫长的吃喝嫖赌抽的青春期,四十岁之后,发稀肚鼓,妻肥子壮,忽然感到人生虚无,岁月流逝,心中的感动如果不挤出来变成文字,留在身体里一定会很快从正常组织变成肿瘤,再由肿瘤变成癌。按十年一代这么分作家,还不如按其伟大作品的数量分,同样简单,但是更加深刻。比如分为一本书作家、两本书作家和多本书作家(也就是大师)三类。一个作家一定有一个最令他困扰最令他兴奋的东西,和年纪无关,他第一二次写作,所挖掘的一定是这个点。这个点,在王朔是世俗智慧,在余华是变态男童,在劳伦斯是恋母情结。所以一个作家的第一二本书,可能不代表他最成熟的技巧,但是基本代表了他百分之五十的文学成就,王朔飞不过《动物凶猛》,余华飞不过《在细雨中呼喊》。在从一本书两本书作家向大师过渡的过程中,王朔用《我是你爸爸》窥见了一下所谓不朽的“窄门”,然后就办影视公司去了。余华在十年努力无法通关之后,转过身,以《兄弟》头也不回地向速朽的“宽门”狂奔。D.H.劳伦斯肺痨缠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说,他自己的一生是个异常残酷的朝圣之旅,我想起《虹》,想起《恋爱中的妇人》,黯然神伤,鼻泪管通畅,泪腺开始分泌。

如果硬扯文学和年纪的关系,文学是“老流氓”的事业。不可否认天才少年的存在,偶尔嗑药间或高潮,被上帝摸了一把,写出半打好诗半本好小说。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尽管作家的气质一直在,理解时间,培养见识,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接触一个美女,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是你倒霉,总结不出什么。接触第二个美女,又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还是你倒霉,这两个美女是亲戚。接触第三个美女,第三次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样本量有了一定统计意义,你可以归纳说,美女都是貌如天仙心如毒蝎。时候不到,胡子还没长出来,自然不需要刮,自然不知道刮完后的那种肿胀,也无从比较那种肿胀和早晨醒来下体的肿胀有什么异同。还没到四十多岁,胡子还没有一夜之间变得花白,秋风不起,自然很难体会岁月流逝。文章憎命达,等待劫数,等待倒霉,婚外恋,宫外孕,老婆被泡,孩子被拐,自杀未遂等等,安排这些国破家亡生离死别,需要上帝腾出工夫,也需要一个作家耐心等待。文字有传承,汉语有文脉,先秦散文汉赋唐诗正史野史,最基本的阅读,最基本的感动,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提80后,即使是70后,还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不论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锺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70后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史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化用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公安干警的严打吓没了。

70后基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结队地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

70后作家,作为整体,在文学上还没有声音。先是卫慧等人在网上和书的封面上贴失真美人照片,打出“身体写作”的旗号,羞涩地说“我湿了”;然后是九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妓女文学”,“我占领机场卖给六七十年代白领精英”;然后是木子美另扛“液体写作”的旗号,坦然地说“我就是露阴癖”,“再废话我露出你来”;最近的进展是有女作家直接在网上贴裸体照片。羞耻啊,写枕头的,没出个李渔,写拳头的,没出个古龙。我们这一代最好使的头脑在华尔街构建金融计量学模型,在硅谷改进Oracle数据库结构,在深圳毒施美人计搞定电信老总销售程控数字交换机。

但是70后还有机会,气数还远远没有穷尽。

从经历上看,70后独一无二,跨在东西方之间,跨在古今之间,用张颐武的话说:“这一代,是在大陆物质匮乏时代出生和度过青春期的最后一代。他们在匮乏中长大,却意外地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丰裕最繁华的时代。他们还有那单调刻板却充满天真的童年,却又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中心、价值错位的新时代。他们有过去的记忆,却已经非常模糊;有对于今日的沉迷,又没办法完全拥抱今天;容易满足,却并不甘心满足。”从知识上看,70后受过纯正的科学训练,顶尖的脑子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论文,独立思考已经成了习惯,比如遥想最完善的人类社会制度,按需分配当然好,如果人民都想自己占有Tahiti的Bora Bora岛,如何分配啊?如果男人都想睡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如何分配啊?从时间上看,70后还有大把的光阴。这个岁数,亨利·米勒的文学实践还停留在嘴上和阳具上;这个岁数,王小波站在人民大学门口,望着车来人往,还是一脸迷茫。

出名不怕晚。北大植物学老教授的话还在耳边,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句空。我最近看到的趋势是,60后个别人开始掉转身,亲市场求销量,顺应时代一起浮躁;70后在有了自己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后,个别人突发奇想,认为真正的牛逼来自虚无的不朽,开始逆潮流而动,抛开现世的名利,一点一点,试着触摸那扇千古文章的窄门。

读书误我又一年

日复一日地上班下班,如厕吃饭,长胡子又刮脸,感觉自己原地转圈,世界无聊静止。但是一些小事物提醒你,世界其实是运动的,比如银行户头里逐渐减少的存款,比如脸皮上逐渐张大的毛孔,比如血管里逐渐下降的激素水平,比如脑海里逐渐黯淡的才气,比如心中逐渐模糊不清的一张张老情人的面孔和姓名。其实,自己是在原地下坠,世界无情运动。

街头竖起了圣诞树,编辑写电子邮件说,年终了,作小结了,一样提醒我,世界其实是运动的,一转眼一年就又没了。

2002年的读书,误我又一年。

2002年的读书让我更加怀疑读书的意义,感觉上比写书更加荒诞。写书至少反映自恋,至少意淫,至少宣泄。读书好像听房,心理阴暗而没有新意。2002年的读书,听到的声音嘹亮而不淫荡,古怪而不灵动。

也就是说,多数是垃圾。

第一种,洋垃圾。《魔戒》《哈利·波特》,从洋文翻译过来并不证明不是垃圾。就像古龙抄袭《教父》写了《流星蝴蝶剑》,我不知道《魔戒》有没有抄袭《西游记》。可是好莱坞就是霸道,就着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拍了一部没头没尾的电影,一大群人看了之后,没头没脑地找那个不存在的头和尾巴,电影没出来,于是买书看。我问老婆有什么观感,老婆说:魔戒耶!然后和我讲解钻石的4C,然后上网货比三家,然后要我的信用卡号码,然后没两天大钻戒就戴在手上,然后说,拔不下来了,魔戒耶!

第二种,画垃圾。《幾米绘本》《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你今天心情好吗》,不说话并不证明不是垃圾。书商拿捏人性弱点,读图省力省心,半小时一本,“不能说我没读书呀,不能说我没提高呀”。街上很多美女从读图悟出真理,脸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头发散开来顺顺滑滑的,可以美目盼、巧笑倩,就是不开口说话。男生看上去省力省心,不用谈人生谈理想谈国际国内形势,直接谈价钱就好。更恶心的是配上文字的图画书,比如曹聚仁的《湖上杂记》、沈从文的《边城》。原文不错,至少明丽干净,图也不差,至少是山水。但是配在图片旁边的文字实在是太差了,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浙江地区出的日记本,纸通常呈肉粉或屎绿色,封面印着“温馨”、“真情”之类的文字,每页都有一句闷骚的话,比如:“你的心海是我的湖泊,每个夜晚我泛舟荡漾、浅吟低唱,每个清晨你会记得昨夜的梦吗?”

第三种,肉垃圾。“流星花园”、“周渝民”、“周杰伦”、“河莉秀”,还有借人体艺术名义出版的各种人体画册(妇女们个个浓妆艳抹,胴体横陈,在深圳街边书报摊可以打散后零张单买)。“流星花园”最伟大的社会意义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认识到,男色,和红色、绿色、黄色、女色一样,也是一种颜色。爱美无罪,好色有理。

垃圾不如不读,人不如归去。可能是年纪大了,越来越死吃两三家小馆,一周两次,不醉不归。越来越守着十几年的老朋友,两周一次麻将,不“立(方言,即输光)”不归。越来越贪恋反复读过的老书。宋人说,半部《论语》安天下。闲的时候自己拉了个书单,十部而已,堆在床头,睡前翻翻。将来留给儿子,告诉他,读熟领会后,就能行走江湖,闯些浮名,挣些散碎银子。

文字打败时间——我的文学观

纯从个人认识出发,我的人生观是我感受到、我理解、我表达。文字打败时间,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不再当妇科医生之后,初恋二婚之后,就这么一点人生理想了。基于此,我的文学观有三点内容。

第一,感受在边缘。

码字人最好的状态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或者被豢养在一个施主的房间,等着下一张稿费汇款单付拖欠了半年的水电杂费、儿女上学的学费、父母急诊的药费,去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国家、和另外一群人交谈已经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这种状态,容易肉体悲愤、仇恨社会,不容易体会无声处的惊雷,看不到心房角落里一盏鬼火忽明忽暗,没心情等待月光敲击地面,自己的灵魂像蛇听到动听的音乐,闭着眼睛檀香一样慢慢升腾出躯壳。

码字人最好的状态不是生活在风口浪尖。上万人等着你的决策,上百个人等着见你,一天十几个会要开,在厕所里左耳朵听着自己小便的声音右耳朵听着手机。日程表以五分钟一档的精密度安排。你的头像登在《华尔街日报》头版上半页,你的表叔在使劲盘算如何在小学门口绑架你儿子。这种状态,不容易体会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暖心房。牛逼太大了,阳具进去空荡荡的没有任何感觉,容易看不到月亮暗面,容易忘记很多简单的事实,比如人都是要死的、眼里的草木都会腐朽、没什么人记得和孔丘同朝的第一重臣叫什么名字。

码字人最好的状态是在边缘,是卧底,是有不少闲有一点钱可以见佛杀佛见祖灭祖独立思考自由骂街,是被谪贬海南的苏轼望着一丝不挂的雌性蛮人击水在海天一线,是被高力士陷害走出长安城门的李白脑海里总结着赵飞燕和杨玉环的五大共同特点,是被阉的司马迁暗暗下定决心没了阳具没了卵蛋也要牛逼千百年姓名永流传。

第二,理解在高处。

文字里隐藏着人类最高智慧和最本质的经验。码字人可以无耻,可以混蛋,但是不能傻逼。码字人要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升到空中,抚摸那条跨越千年和万里、不绝如缕的金线,总结出地面上利来利往的牛鬼蛇神看不到、想不明、说不清楚的东西。让自己的神智永远被困扰,心灵永远受煎熬。码字人,钱可以比别人少,名可以比别人小,活得可以比别人短,但是心灵必须比其他任何人更柔软流动,脑袋必须比其他任何人想得更清楚,手必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如何把千百个文字码放在一起。如果你要说的东西没有脑浆浸泡、没有心血淋漓,花花世界,昼短夜长,这么多其他事情好耍,还是放下笔或者笔记本电脑,耍耍别的吧。

第三,表达在当下。

动物没时间观念,它们只有当下感,没记忆,不计划也不盘算将来,只领取而今现在。在表达的内容和着力点上,码字人要效法动物,从观照当下开始,收官于当下。写项羽,我或许写不过司马迁和班固,写21世纪的街头流氓、野鸡、民营企业家和海龟白领,未必。

王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

最早读王小波,是七年前的事情了。书名《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出版,恶俗的封面,满纸屎黄。那时候的出版社编辑好像就这点想象力,书名叫《黄金时代》就得满封面鸟屎黄,书名叫《倩女幽魂》就得满封面鸡屎绿。一个叫王小波的汉子印在扉页上,就是那张日后满大街满书店都见得到的照片:太阳当头照,他站在莎士比亚故居门口,皱着眉,咧着嘴,叉着腰,穿着一件屎黄的T恤衫。简介上说这个王小波是个文坛外的文章高手,说还得了一个台湾的什么大奖。一个文学口味不俗的师姐把小说扔给我,说:“值得一看,挺逗,坏起来和你挺像。”这个师姐曾经介绍我认识了库尔特·冯尼格和菲利浦·罗斯,余华刚出道的时候,就被她认定是个好小伙子。我当时正在上厕所,我大便干燥,老妈说因为我让她难产所以老天就让我大便干燥。我就在这种不愉快的干燥中一口气读完了《黄金时代》。当时,我有发现的快乐,仿佛阿基米德在澡堂子里发现了浮力定律,我差一点提了裤子狂奔到街上。

小波的好处显而易见。

第一,有趣味。这一点非常基本的阅读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好的文字,要挑战我们的大脑,触动我们的情感,颠覆我们的道德观。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的叔叔大婶们患有永久性欣快症。他们眼里,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太阳公公慈祥地笑着。姑娘总是壮壮的,若不是国民党特务的直系后代,新婚之夜一定会发现她还是黄花闺女。科普书多走《十万个为什么》《动脑筋爷爷》一路,只会告诉你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两百位是什么,不会告诉你偷看到隔壁女孩洗澡为什么会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王小波宣布,月亮也有暗面,破鞋妩媚得要命。读小波的文字,又一次证明了我的论点:女人没有鼻子也不能没有淫荡,男人没有阳具也不能没有脑子。男人的智慧一闪,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灿烂无比,蛊惑人心。

第二,说真话。这一点非常基本的做人作文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明白事理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们将真实的生活写出来,只能被定性为下流文字,谢天谢地我们还有手抄本、地下刊物和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形式。如果我们把真实的生活拍成电影,只能让倒霉的制片人将血本赔掉,好在我们还有电影节和世界各地的小众电影市场及艺术院线。中国前辈文章大师为子孙设计职业生涯,无一例外地强调,不要在文字上讨生涯,学些经世济民的理科学问。我言听计从,拼命抵制诱惑,不听从心灵召唤,不吃文字饭,所以才能口无遮拦,编辑要一千五百字,我淋漓而下两千字,写完扔给编辑去删节,自己提笔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小波老兄,你为什么不听呢?否则何至于英年早逝,鼠辈们也少了让他们心烦的真话听?

第三,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这一点非常基本的成就文章大师的要求,长久以来已经绝少看到。文章需要寂寞,文章自古憎命达。生活在低处,生活在边缘,才能对现世若即若离,不助不忘,保持神智清醒。当宣传部长,给高力士写传,成不了文学大师。被贬边陲,给街头三陪写传,离文学大师近了一步。塞林格躲进深山,性欲难耐时才重现纽约街头,报摊买本三级杂志,给杂志封面上著名的美人打电话:“我是写《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我想要和你睡觉。”小波也算是海龟派鼻祖,20世纪80年代就回国了,他不搞互联网公司圈钱,不进外企当洋买办,他只在北京街头浑身脏兮兮地晃悠。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杂文是《我为什么写作》,在那篇文章里,他从热力学定律的角度,阐述了做人的道理: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2002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五年祭。小波生前寂寞潦倒,死后嘈杂热闹。这些年,这些天,报纸杂志互联网拼命吹捧,小波的照片像影视名人商贾政要似的上了《三联周刊》的封面,一帮人还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我这个本来喜欢小波的人,开始产生疑问: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

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

第一,文字寒碜。即使被人打闷棍,这一点我也必须指明,否则标准混淆了,后代文艺爱好者无所适从。小波的文字,读上去,往好了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私小说,往老实说,像小学生作文或是手抄本。文字这件事,仿佛京戏或杂技或女性长乳房,需要幼功,少年时缺少熏陶和发展,长大再用功也没多大用。那些狂夸王小波文字好的,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小波是个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说真话,比如我们可以夸《北京故事》真情泣鬼神,但是不能夸它文字好。我们伟大的汉语完全可以更质感,更丰腴,更灵动。

第二,结构臃肿。即使是小波最好的小说《黄金时代》,结构也是异常臃肿。到了后来,无谓的重复已经显现作者精神错乱的先兆。就像小波自己说的,他早早就开始写小说,但是经常是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小波式的重复好像街道协管治安的大妈、酷喜议论邻居房事的大嫂,和《诗经》的比兴手法没有任何联系。要不是小波意象奇特有趣,文章又不长,实在无法卒读。几十年后,如果我拿出小波的书给我的后代看,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杰作,我会感觉惭愧。

第三,流于趣味。小波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这是小波的一厢情愿。除了趣味,小波没剩太多。除了《黄金时代》和《绿毛水怪》偶尔真情流露,没有见到大师应有的悲天悯人。至于思想,小波和他崇拜的人物,罗素、福柯、卡尔维诺等等,还有水平上的差距,缺少分量。小波只有三四本书遗世,而且多为中篇。虽然数量不等于伟大,但是数量反映力量。发现小波之后,我很快就不看了。三万字的中篇,只够搞定一个陈清扬,我还是喜欢看有七个老婆的韦小宝。

总之,小波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备一品,但是还谈不上伟大。这一点,不应该因为小波的早逝而改变。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恶俗的定式,如果想要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们已经红了卫慧红了九丹,我们已经死了小波死了海子,这四件事,没一件是好事。

现代汉语文学才刚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小波就是这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

金大侠和古大侠

如果人是一种酒杯,生命便是盛在这酒杯中的酒。这世界上有两种懂得体会生命的人。

第一种懂得体会生命的人轻轻举了杯子,在风里花里雪里月里,在情人的浅嗔低笑里慢慢地品着杯子里的酒,岁月无情,酒尽了,人便悄悄地隐去。这样的人有陶潜、小杜、李渔、纪昀。第二种懂得体会生命的人,抓起杯子一饮而尽,大叫一声:“好酒。”然后把杯子抛了,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样的人有荆轲、霍去病、海子、三毛。

但是,这世界上更多的是第三种人,平凡的人。他们挣着不多不少的薪水,干着不重不轻的活。办公室里是俗不可耐的科长以及对之不会产生任何邪念的女同事。下班见的是忙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老婆以及晚上睡觉白天还困的儿子;按一定比例出车祸,患阳痿早泄,每周性交零点八次;杯子中的酒慢慢地蒸发掉,想不到喝,也不知道如何喝;酒没了,杯子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仿佛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于是不甘心平凡的人开始期待鲜活的生命,渴望难得的放纵,至少希望在书里读到另外一种生活,懂得体会生命的人拥有的生活。于是有了武侠小说,有了金大侠和古大侠。

金大侠,一分为二是金庸,合二为一就是“镛”,查良镛是他的原名。他同他第一部小说的主角陈家洛一样出生于浙江海宁的望族。1952年香港有一场著名的拳师比武。《新晚报》决定同时推出武侠小说连载以满足“好斗”的读者,这便有了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这篇谈不上好的东西却引出了金大侠手痒之作《书剑恩仇录》。

金大侠的文字不温不火,温厚淳朴,平平静静讲故事。单选一段,你觉不出如何了得,没太多雕栏玉砌可圈可点,但是却挑不出差错。读上一百页,你便会感觉大气,便会感觉世界已经离你远去,便一定要把故事读完。

金大侠自己比较喜欢《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感情比较强烈的文字。依我看,金大侠笔力的最佳范围是四十万字,《侠客行》《连城诀》是精品中的精品,再长的就多少有些枝蔓。《鹿鼎记》是个例外。我一直认为《鹿鼎记》是几百年后仍可以流传的三种现代小说之一。

古大侠原名熊耀华。在淡江大学读书时便手不释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武侠小说卖钱换酒。古大侠早期作品受金梁二人影响很大,如《铁骑令》。但是古大侠在《绝代双骄》中文风为之一变,少了历史背景多了诡异的对白。《武林外史》中再一变,更斜锋出笔,情节更诡异,古龙体正式形成。金大侠用他十四部书名的第一个字,做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再加一部《越女剑》共十五部,除此之外定是赝品。古大侠的作品太多,一两个对子概括不了,但只要你读过一两部后期真品,就会知道什么是古龙体。只要知道了什么是古龙体,读上两页就会知道手里的书是真是假了。

古大侠的文字明快爽利,直夺人心:“在精心剪裁的衣着掩饰下,他看起来还是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还是可以骑快马、喝烈酒,满足最难满足的女人。”在这样的文字的魔力下,故事不完,你不可能放下它。

金大侠与古大侠的区别,是大师与才子的区别。古大侠才气不输金大侠但学识逊之。金大侠有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名誉学位,有自己创办的《明报》,有太平山顶上的豪宅。

金大侠是第一种懂得体会生命的人,古大侠与金大侠相比,更像个江湖人。有人说他是醉死的,有人说他是大醉后被人用刀砍死的,总之他死在自己描写得最多的东西上,死得像他笔下的人物。古大侠是第二种懂得体会生命的人。

对于更多的平凡的人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古大侠去了,金大侠封笔了,电视节目实在无聊的那些长夜该如何度过呢?

小猪大道

猪和蝴蝶是我最喜欢的两种动物。

我喜欢猪早于我喜欢姑娘,我喜欢蝴蝶晚于我喜欢姑娘。猪比姑娘有容易理解的好处:穿了哥哥淘汰下来的大旧衣服,站在猪面前,也不会自卑。猪手可以看,可以摸,还可以啃,啃了之后,几个小时不饿。猪直来直去,饿了吃,困了睡,激素高了就拱墙壁,不用你猜它的心思。猪比较胖,冬暖夏凉,夏天把手放到它的肉上,手很快就凉爽了。猪有两排乳房,而不是两个。这些好处,姑娘都没有。

发行第一套生肖猴票(T46,庚申猴)的时候,由于只发行了三百万张,半年就从八分钱的面值升到两块。那时我上小学,才学了算术。我和我老妈算:全国十亿人,三百多人才轮上一张猴票,这三百多人里就有三十来个属猴的,猴票的价格还得涨。我老妈给了我两块钱,放在贴肉的兜里,叫我去黑市买猴票。我在崇文门邮市买到猴票之后,在王府井附近一个工艺品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一个猪造型的存钱罐。造型独特,我从没见过。青底青花,母子猪,大猪在下面驮着上面的小猪,两头猪都咧嘴乐着,小猪背上开了一个口子,钢镚儿就从那里进去,标价两块。我立刻觉得,同是两块钱,比猴票值。一,两个猪比一个猴,多;二,培养攒钱的好习惯;三,那个大猪身材像我老妈,大腿粗,小腿极细。我跑到东单邮电局邮市,两块两毛卖了那张猴票,买了母子猪存钱罐子,又买了一根奶油双棒冰棍。我告诉我老妈,我老妈夸我算术学得好,日回报百分之十,这一天过得有意义。

又过了两年,庚申猴票涨到十块一张了,母子猪存钱罐满大街都看得到了,我遇到邮电局就绕着走,把母子猪塞进床底下。我老妈把钱罐翻出来,摆在我的小书桌上,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二十年后,我在书里听麦兜老妈麦太说起。麦太因为盲目信任麦兜的童子手气而没中六合大彩,麦兜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老妈当时和麦太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很好。”

麦兜不仅是一只猪,而且是一只生活在低处的猪,一只饱含简单而低级趣味的猪,一只得大道的猪。

麦兜生活在低处,麦兜们天资平常,出身草根,单亲家庭,抠钱买火鸡,没钱去马尔代夫,很大的奢望是有一块橡皮。

我在香港住的地方是老区,统称西营盘,英国鬼子最早打到香港岛,驻扎军队的地方。上下班的时候,在周围左看右看,常常看见很多领着麦兜的麦太们,麦兜们穿着蓝色校服,麦太们烫着卷花头。麦兜麦太走过没有树的水泥便道,皇后大道西和水街的交会处,挂着直截了当的横幅,“维护西区淳朴民风,反对建立变相按摩院”。麦兜麦太走进茶餐厅,套餐二十元,冻饮加两元,穿校服者奉送汽水。我香港的同事Jackie告诉我,她还是麦兜的时候,从广州来香港,她妈妈挤出所有能挤出来的钱让她上了个好学校,同学们都出自香港老望族,他们的爸爸们都抹头油,小轿车车牌只有两位数。学校老师要求,每个小童都学一个乐器,提升品行,她同学有的学大提琴,有的学钢琴,Jackie问妈妈她学什么,妈妈说屋子小,给Jackie买了个口琴。

麦兜饱含简单而低级的趣味。麦兜们说:“没有钱,但我有个橙。”橙子十元四个,问西营盘附近的水果摊子老板:“哪种甜?”老板会说真话,不会总指最贵的一堆。在麦兜们眼里,每个橙都是诚实朴素的,杀入橙皮,裂开橙瓣,每一粒橙肉都让人想起橙子在过去一年吸收的天光和地气。吃橙的十分钟,是伟大而圆满的十分钟。麦兜们拜师学六合谭腿,专攻撩阴腿,暗恋师傅的女儿,“不是没风无情,也就是偶然的一笑,像桂花莲藕,桂花沁入一碌藕”。麦兜们长大了,几个人在深圳包一个二奶,一个人供她房,一个人买车,一个人出汽油钱和青菜钱。聚在一起,没什么话说,就很欢喜。在麦兜们眼里,所有二奶都是女神,年轻,苗条,白,笃信只有猪才能称得上帅气。

这种低级趣味,绵延不绝,从《诗经》,到《论语》,到《世说新语》,到丰子恺,到周作人,到陈果,到麦兜。我要向麦兜们学习。我以后码字,只用逗号和句号,只用动词和名词,只用主语和谓语,最多加个宾语。不二逼,不装逼。觉得一个人傻,直截了当好好说:“你傻逼。”不说:“你的思路很细致,但是稍稍欠缺战略高度。”甚至也不说:“你脑子进水了,你脑子吃肿了。”

麦兜得了大道。麦兜做了一个大慢钟,无数年走一分钟,无数年走一个时辰,但是的确在走。仿佛和尚说,前面也是雨,在大慢钟面前,所有的人都没有压力了,心平气和,生活简单而美好。麦兜没学过医,不知道激素作用,但是他总结出,事物最美妙的时候是等待和刚刚尝到的时候。这个智慧两度袭击麦兜,一次在他的婚礼上,一次他老妈死的时候。

我在一个初秋的下午,等待十一长假的到来,翻完了四本麦兜。我坚定了生活在低处就不怕钱少的信念,我认为所有人都用上抽水马桶就是共产主义,我确立了直截了当说“你傻逼”的文学宗旨,我饿了吃,我困了睡,我激素高了就蹭大树,我想起了我老妈,我眼圈红了。麦兜麦太说:“我们已经很满足,再多已是贪婪。”

“非典”时期读《鼠疫》

2003年4月前,“非典”病毒好像计算机病毒,只在互联网上乱传。市面上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当时在深圳做项目,客户把谣言从网上打印出来,问,您原来做过大夫,这病是真的吗?板蓝根、醋熏管用吗?我说,第一,我原来是妇科大夫,主攻卵巢癌;第二,这网上的描述一会儿说是粪口传播,一会儿说是血液传播,一会儿说是空气传播,至少有谣言的成分;第三,板蓝根和醋熏没有特异性,和自己骗自己差不多。客户还是很兴奋地去抢购了板蓝根和白醋,过了一阵很兴奋地对我说板蓝根和白醋都脱销了,又过了一阵很兴奋地对我说有广州市民喝预防药中毒了、熏白醋熏死了。

4月之后,“非典”病毒好像柳絮因风起,到处都是:电视里、广播里、报纸里、杂志里、大街的墙上,当然更少不了互联网。最拍案惊奇的是小区里出现了广播车,二十几年没见了,每天下午,广播“‘非典’防治十条”,喇叭的质量真好,音频调得真好。在十八层楼上,我听得真真儿的。

深圳去不了了,“天上人间”关门了,“钱柜”关张了,“甲55号”没人了,水煮鱼谢客了,健身房停业了,网吧封了,“三联书店”的消毒水够把人呛成木乃伊了,按摩的盲人师傅摸着黑跑回老家了。

所以闭门,所以读书,所以重读加缪的《鼠疫》。

《鼠疫》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一个北非的小城:奥兰。一场鼠疫莫名其妙地到来,肆虐一番之后,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一个叫贝尔纳·里厄的医生和他的战友们如何面对死亡。

一切奇怪地相似。

“4月16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也是4月。

之后,也是经历了震惊、否认、愤怒和郁悒几个阶段。

震惊之后最明显的也是否认:“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里夏尔认为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惊人。”

然后是愤怒和郁悒:“贝尔纳·里厄一边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这样,鼠疫给市民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

也涉及通信,当时没有GSM,用的是电报,相当于现在的短信:“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怆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也提及广州:“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之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

也有人抢购,有人囤积居奇,有人酗酒(因为有人宣称“醇酒具有杀菌效能”),有人吃薄荷糖(“药房里的薄荷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也放长假,也隔离,也涉及警察和军队。贸易也停顿(“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口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旅游也完蛋(“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男女也糜烂(“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如果一切都相似(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年1月25日,“省里宣布鼠疫可以算是结束了”。“在2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拂晓时分,城门终于开放了。”

据说,《鼠疫》可以从多种角度阅读(就像现在的“非典”,也有电视里“白衣天使”版,《经济观察》“走向健康国家”的泛政治版,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天佑华夏”的神鬼版),甚至读出存在主义六个要义中的五个。不知道为什么东西一出名,就变得复杂起来。美国缅因州大筐秤的龙虾到了“顺风”要一虾三吃、四吃、五吃。街头晃起来的姑娘混成苏小小,要讲究“四至”、“五欲”、“七损”、“八益”、“九气”、“十动”、“七十二式”。我讨厌复杂,特别是人为的复杂。龙虾还是生吃,比粉皮鲜美。上床还是脸对脸面对面,不阻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名著也一样。《鼠疫》我只读出了两点:

一,死亡威胁下的生活。加缪的描述冷静、科学、乏味,好像医生写病历:“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症、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

二,无可回避的灾难和在这种灾难面前,人的无助、智慧、忍耐。

这两点,突出表现在贝尔纳·里厄和帕纳卢神甫的对话和交锋中。这种吵嘴和臭贫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类似的还有《红楼梦》开始三十回贾宝玉和林黛玉斗嘴,以及格非《相遇》里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和西藏扎什伦布寺大主持之间的牛皮。

贝尔纳·里厄不相信上帝,帕纳卢神甫坚信上帝。

在鼠疫刚刚发生的时候,帕纳卢神甫进行了第一次布道:“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灾难是为了打击天主的敌人。法老违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点你们要细想一番。跪下吧。”

朴素的无神论者贝尔纳·里厄体会得最多的是无助:“您听见过一个女人临死时喊叫‘我不要死’吗?而我却见到听到了。”“作为医生,面对的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朴素的无神论者贝尔纳·里厄接下来做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然自然规律规定最终是死亡,天主也许宁愿人们不去相信他,宁可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双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鼠疫像世界上别的苦难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苦难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得到提升,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神甫应该先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件好事。”“如果我相信天主是万能的,我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管好了。”

帕纳卢神甫后来看到一个小孩子得了鼠疫,痛苦地死去。他无法解释小孩子为什么罪有应得。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神甫作了第二次布道。他的大意是不要试图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神甫没有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解释,比如天国永恒的福乐等着这小孩子去享受。他毫无畏惧地对那天来听他布道的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候来临了。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可是你们中间谁敢全不信?”

后来神甫也得了鼠疫,他只是说:“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想起上医学院的时候,一个内科老教授对我们说:“不要认为现代医学已经万能了,即使小小的肺炎也会卷土重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十年前,他的眼镜后面,我看到瞬间的精光一闪。之后,又是那些正确而又乏味的说教:病毒时刻都在,不是每个人都得,就像漂亮姑娘时刻都在,不是每个人都感到诱惑。“所以,做人要学会敬畏,有所必为有所不为。做事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想,这也适用于那些长两条腿的除了板凳什么都吃的人们。

永远的劳伦斯

英文书念得多些的中国人难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文和英文哪个更优越?我个人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数量问题。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比如“家”字,一片屋檐,一口肥猪,睡有屋食有肉就是家。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感觉,“醉花阴”,丁香正好,春阳正艳,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没有借酒说过让你脸红的话?“点绛唇”,唇膏涂过,唇线描过,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的眼睛?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千古幽情。数量多些,比如两三千字,中、英文持平。三袁张岱的小品同兰姆、普里斯特利的散文一样耐读。数量再多些,比如二三十万字,英文占绝对优势,中文长篇几乎无一不可被批为庞杂冗长,而不少英文长篇却充满力量。

这种力量感,最强烈地来自劳伦斯的文字。

劳伦斯生于1885年9月11日,1930年3月2日死于肺痨,终年44岁,是20世纪文学史上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人物。他上接狄更斯、哈代,下启詹姆斯、福克纳,是近代、现代文学的连接人。最重要的作品有:《儿子和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和情人》是劳伦斯的成名之作,小说旧瓶子装新酒,篇章结构不出维多利亚小说窠臼,但是社会背景已经不再重要,人物心理开始唱主角。小说写尽恋母情结,有些男人天生是女人的儿子,同妈妈的联系绝对不止是一条脐带,一把剪刀不可能剪断。没有情人,他们不能长大,情人的作用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离不开妈妈。美国现代图书馆的20世纪百部小说排名上,《儿子和情人》远远比劳伦斯其他入选小说靠前,看来酒还是比瓶子更重要,老实作文比故弄玄虚更有效。没准百年后念中文的人偶然记起琼瑶,只是因为《窗外》。《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松散的三部曲。记得第一次读《虹》的时候窗外雨疏风骤,几十页书念得我心惊肉跳,我忽然发现有些人闲了,可以想出这么多事情,这些小说中的女人,让我想起交配后要杀死雄性伴侣的雌性昆虫。

劳伦斯是能于无声处听见惊雷的人(昆德拉是另一个)。人最大的悲剧不在外部世界,不是地震,不是海啸,而在他的内心。劳伦斯临死前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A savage enough pilgrimage(残酷的朝圣之旅)。或许就是这种苦难,这种对自己的心灵决不放过的苛求,造就了文字的力量。中国文人最吃不得的是心苦,讲究的是寄情诗酒,内庄外儒,心态平和最重要。或许,文章的区别,中文和英文的区别,说到最后还是人的区别。但是我没有道理地相信,任何一种文字,不吃苦,体会不到苦难,写不出苦涩,一个作家永远成不了大师。

谈劳伦斯,不能不提他的最后,也是最遭非议的一部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小说遭非议是因为性爱描写,但是它成为名篇并不仅仅因此。小说主题重大:人,性,自然,工业,异化。

但是,现在是20世纪,不少人已经觉得劳伦斯假道学,充满基督式说教。要是亨利·米勒写人格异化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上面的一段文字就会被一句话代替:“当你烦躁迷茫的时候,操。”(When you feel confused,fuck.——《北回归线》)

难能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亨利·米勒是我了解的文化人物中,元气最足的。

从古到今,有力气的人不少,比如早些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晚些写《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中国的写一百七十万字《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和写二百万字《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这些人突出的特点是体力好,屁大股沉,坐得住,写字快,没有肩周炎困扰,椎间盘不突出。他们的作用和写实绘画、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差不多,记录时代的环境和人心,有史料价值。

从古到今,偶尔也有有元气的人,他们的元气可能比亨利·米勒更充沛,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留下的痕迹太少,我无法全面了解。比如孔丘,抛开各种注解对《论语》做纯文本阅读,感觉应该是个俗气扑鼻倔强不屈的可爱老头,一定是个爱唠叨的人,但是,当时没有纸笔,如果当时让孔丘直抒胸臆,现在大熊猫一定是没有竹子吃了,长跑运动员一定是没有王八汤喝了。耶稣对做事的热情大过对论述的热情,不写血书,只让自己的血在钉子进入自己肉体的过程中流干净。佛祖可能在文字身上吃过比在女人身上还大的亏,感觉文字妖孽浓重,贬低其作用:如果真理是明月,文字还不如指向明月的手指,剁掉也罢。晚些的某些科学家,想来也是元气充沛的人,比如爱因斯坦,热爱妇女,写的散文清澈明丽,可能是受到的数学训练太强悍,成为某种束缚,他最终没能放松些,多写些。

亨利·米勒是思想家。亨利·米勒的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成形的人物,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象。真正的思想者,不讲姿势,没有这些故事、悬念、人物像血肉骨骼一般的支撑,元气剽悍,依旧赫然成型。既然不依俗理,没有系统,亨利·米勒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任何一页都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好像“陌上花开,君可缓缓归”。在一些支持者眼里,亨利·米勒的每一页小说,甚至每十个句子,都能成为一部《追忆逝水年华》重量级的小说的主题。外国酒店的床头柜里有放一本《圣经》的习惯,旅途奔波一天的人,冲个热水澡,读两三页,可以气定神闲。亨利·米勒的支持者说,那本《圣经》可以被任何一本亨利·米勒的代表作替代,起到的作用没有任何变化。别的思想家,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添加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层砖瓦,然后号称构建了自己的体系。亨利·米勒不需要外力。一个小石子,落在别人的心境池塘里,智识多的,涟漪大些,想法多些;智识少的,就小些,少些。亨利·米勒自己扔给自己一个石子,然后火山爆发了,暴风雨来了,火灾了,地震了。古希腊的著名混子们辩论哲学和法学,南北朝的名士们斗机锋,都有说死的例子,如果把那些场景记录下来,可能和亨利·米勒的犀利澎湃约略相似吧。

亨利·米勒是文学大师。崇拜者说,美国文学始于亨利·米勒,终于亨利·米勒。他一旦开始唠叨,千瓶香槟酒同时开启,元气横扫千军。亨利·米勒是唯一让我感觉像是个运动员的小说家,他没头没尾的小说读到最后一页,感觉就像听到他气喘吁吁地说:“标枪扔干净了,铁饼也扔干净了,铅球也扔干净了。我喝口水,马上就回来。”

我记得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的文字,天下着雨,我倒了杯茶,亨利·米勒就已经坐在我对面了,他的文字在瞬间和我没有间隔。我在一秒钟的时间里知道了他文字里所有的大智慧和小心思,这对于我毫无困难。他的魂魄,透过文字,在瞬间穿越千年时间和万里空间,在他绝不知晓的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纠缠我的魂魄,让我心如刀绞,然后胸中肿胀。第一次阅读这样的文字对我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他的文字像是一碗豆汁儿和刀削面一样有实在的温度和味道,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这第一次阅读,甚至比我的初恋更重要,比我第一次抓住我的小弟弟反复拷问让他喷涌而出更重要,比我第一次在慌乱中进入女人身体看着她的眼睛、身体失去理智控制更重要。几年以后,我进了医学院,坐在解剖台前,被福尔马林浸泡得如皮球般僵硬的人类大脑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管理实验室的老大爷说,这些尸体标本都是解放初期留下来的,现在收集不容易了,还有几个是饿死的,标本非常干净。我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比我第一次解剖大脑标本,对我更重要。我渴望具备他的超能力,在我死后千年,透过我的文字、我的魂魄纠缠一个同样黑瘦的无名少年,让他心如刀绞,胸中肿胀。那时,我开始修炼我的文字,摊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淡绿色,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钢笔在纸上移动,我看见炼丹炉里炉火通红,仙丹一样的文字珠圆玉润,这些文字长生不老。我黑瘦地坐在桌子前面,骨多肉少好像一把柴火,柴火上是炉火通红的炼丹炉。我的文字几乎和我没有关系,在瞬间,我是某种介质,就像古时候的巫师,所谓上天,透过这些介质传递某种声音。我的文字有它自己的意志,它反过来决定我的动作和思想。当文字如仙丹一样出炉时,我筋疲力尽,我感到敬畏,我心怀感激,我感到一种力量远远大过我的身体、大过我自己。当文字如垃圾一样倾泻,我筋疲力尽,我感觉身体如同灰烬,我的生命就是垃圾。

亨利·米勒一辈子思考、写作、嫖妓。他的元气,按照诺曼·米勒的阐释,是由天才和欲望构成的,或许这二者本来就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我听人点评某个在北京混了小五十年的老诗人,其中有一句话糙理不糙:“流氓,每个有出息的人小时候都或长或短地当过,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这个评论员说这番话的时候,充满敬仰地看着老诗人。老诗人喝得正高兴,下一顿的老酒不知道在哪里。他二十出头的女朋友怀着他的孩子坐在他的身边,老诗人偶尔拍拍他女人的身体,深情呼唤:“我的小圆屁股呦。”

亨利·米勒讲起过圣弗朗西斯,说他在思考圣徒的特性。Anais Nin问为什么,他对Anais Nin说:“因为我觉得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圣徒。”

文字趣味

这次不讲具体的书,只泛泛谈谈书中的文字趣味。

传说中,仓颉造字,有鬼夜哭。文字在诞生伊始,便蕴含着被泄漏的天机,饱蘸着地府的神秘。文字之于笔墨中讨生涯的书生,仿佛五味之于厨匠,在日日的蒸文煮句中,多少能体会并表达出一些神秘天机下的文字趣味。

稍抽象的文字仿佛名山胜水。山水无尽,风里雾里秋日春日,都有不同。文字无穷,得意失意少时老时,“爱”、“痴”、“宽容”、“生命”、“幸福”……都有不同的含义。“老僧初参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后得些智识,见山非山,见水非水。现如今,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读文字亦如参山水。野史里曾载一山僧在僧房的四壁画满了《西厢》故事,来客问他缘由,山僧讲“我悟‘崔莺莺临去时秋波那一转’”。文字每用一次,便多一层意思,数千年文字史下来,每个词儿里都凝聚了无数先人智慧,够你穷尽一生。多少巨著,只是略略谈了一个词:《红与黑》只谈了野心,《人性的枷锁》只谈了欲望,《白鲸》只谈了勇气……

即使被用滥了的文字也仿佛日日见惯的姑娘,如果你静心仔细体会,绝对不乏美感。比如在宋词里被超高频使用的“销魂”:不用“破”,不用“损”,而用“销”,那缓慢、隐秘,却一刻不停、不堪细思量的刻骨铭心!不是“骨”,不是“肉”,而是“魂”,魂没了,还剩什么?剩下的那些还有什么意义?还有词牌。这些被词人用来用去、不稍稍留意的三字词,细细想来都是有情有景有境的绝妙好词:荷叶杯,梧桐影,点绛唇,如梦令……

五经易通,一味难得。人常说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或许就是这个意思。李白绝对有才,随手拈来二十字:“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注:“老春”是种美酒。)当我念到第三遍的时候,眼泪就流出来了。这几百年来,多少人被这二十个字感动过?之后的几百年,又有多少人会泪流?这是怎样的二十个字呀!日本人于唐人中首推白居易。也是二十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的题目是《问刘十九》。红泥,绿酒,阴天,白雪。酒是水做的火,泥是火中的土,屋外是冷冷的天气。心中有个能相邀共饮的朋友,不就如同在人间能有一处生了火的屋子安身吗?——白居易绝对有才。

文字的趣味不独中文有。中国人看“笑”字觉得可喜,西方人看“Laugh”也会觉得愉快。中文强于表形,西文强于表音,西方文字亦有独到的趣处。比如“Plum”这个单词:“pl”——牙齿咬破薄而韧的果皮,“um”——咀嚼多汁的果肉,味道在嘴里回旋:“嗯,好吃。”还记得一首西文小诗,讲“雾”,最后一句:“and then/ moves on.”M-O-V-ES-O-N,你慢些读,在浓重的鼻音中,可以触摸到雾的缓缓移动。

古时候,没有纸,中国用龟甲兽骨,西方用羊皮。那时候,青灯下的史官、僧侣面对黄卷,心里是种圣洁的虔诚。他们如果走在今天的街头,看着满街的错字,书摊上满是“酥胸大腿”的报刊,会觉得是对文字的一种怎样的亵渎呀!

女人文字

仓颉造字,有鬼夜哭。那鬼一定是女鬼。

放下手里的书,喝一口浓茶。灯檠茗碗之间一阵恍惚,灵感一现:文字如女人。

诗是眼光交会。

罗曼·罗兰的两列火车缓慢交错,不同车上的一男一女隔窗互望,车过人逝,眼神还在;庞德的巴黎地铁站里,几张人面在人群里忽隐忽现,枯枝上几片花瓣;杜牧的春风扬州路上,十三岁的小姑娘从珠帘缝间冲他一笑,豆蔻花娉娉袅袅艳在枝头。

散文是浅浅深深地聊天。

小酒吧里光线昏暗,没有相思入骨,没有海枯石烂,手里一杯“蓝色记忆”,眼里的你简单而平静。可以谈昔日情网,也可以谈小时候的风筝。爸爸老了,时常和他一起洗洗菜做做饭比和一些男孩空谈感情更加有益身心。结束时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一声“多保重”就像聊天的那句开场白:“最近还好吗?”

小说是和女人发展一段关系。

写之前,你会搜集记忆,会读主题类似的书,仿佛行房事之前浏览几分钟成人录像以产生冲动。你会想象,根据那个女孩的音容品性设想和她相处的日子。但是你永远不能肯定,不能看清细节。别浪费时间了,有了冲动就开始写吧。慢慢地,小说的走势便不再由你控制,它会有一个结局,但是女人是嫁给你还是就此离去,在发生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

对女人有冲动,便会有话要说,写下来,就是文字。不用寻章摘句,不用拣词抠字,这样的文字自有文采在。对女人的冲动没了,即使多年培养出的鉴赏力还在,你也只能去做评论家了。拜伦夸张了一点:“谁写文章不是为了讨女人欢心?”但是,他的话有真理在:没有女人就没有文字。甚至这个真理的推论也是正确的:没有某种女人就没有某种文字。你的情人头染金发,已经改名麦当娜,你如何送她一阕《一剪梅》?

读齐白石的二十一次唏嘘

“小时多病,病危时,祖母常祷于神祇,以头叩地做声,伤处坟起……一日,祖母使予与二弟纯松各佩一铃,言曰,汝兄弟日夕未归,吾则倚门而望,闻铃声渐近,知汝归矣,吾始心安为晚炊也。”

我姥姥带大了我哥、我姐和我。我姥姥比我妈明显漂亮,我妈比我姐姐明显漂亮。我姥姥说,女人和西瓜一样,一辈儿不如一辈儿。我四岁那年,夏天炎热,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死了,我姥姥也没躲过去。

我姥姥是蒙古人,没有名儿,只有姓,梁包氏。老家赤峰,后来挖出来红山文化,很多青黄玉器,天一样青,地一样黄。蒙古人多神,在众多强大的力量面前体察到神灵,风,云,雷,电,马,山,河,部落里脑袋被马屁股坐了之后坚持相信某种使命的人。红山的玉器里,这些神的小样儿都有。

我姥姥在北京的家里也有神龛,放几块石头,几条布头儿,一张画像。祭品包括米饭,瓶装二锅头,和一种细细的卫生香。我小时候没事儿就生病,街上流行什么病,我就得什么病。烧糊涂的时候,就听见我姥姥在神龛前用蒙古话叽哩咕噜唠叨。我问她在说什么,我姥姥说,风,云,雷,电,马,山,河,我操你妈,我操你大爷,我操你全家,连我外孙的命都保不了,我吃光你的米饭,喝光你的酒。

我姥姥也给我系过一个铃铛。她说是长命锁,上面刻了八仙,银的。我当时觉得很沉,什么狗逼银的,全部黑兮兮的。我姥姥自己喝散装二锅头,到了下楼不方便的年纪,她让我姐带着我和瓶子去小卖部买。我姐说,大人管钱,小人管瓶子,所以我拎着酒瓶子。有一次,我在家门口摔了酒瓶子,被我姥姥痛打,并且没让吃晚饭。我姥姥说,要我得个教训,学些生活的道理。

“我二十岁……足足画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园画谱》,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都勾影完了,订成了十六本……祖母也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我也有一套《芥子园画谱》,东四中国书店买的,也不全,四册缺花鸟鱼虫卷。翻了翻第一卷,就觉得没劲儿,几个穿长袍的古人,在河边挑了一个很邪逼的地方站着,也不钓鱼,也不游泳,也不投河。不懂。

我邻居的坏小孩儿,比我大两岁,有整套的《三国演义》小人书,我从第一本《桃园结义》照着描到第四十八本《三国归晋》。

我并不满足,决定开始画活物。家里的朱顶红开了,绿肥红厚,花柱头和龟头一样雄壮。我对着画,一画一天。晚饭之前,我哥很深沉地找我谈话:“你知道北京城有多少人在画画吗?你知道有多少画画的吃不上饭吗?我看你没这个才气,别画了。让花好好开吧。”我哥大我十岁,我鸡鸡还没发育的时候,他就带漂亮姑娘在楼下杨树和柳树之间溜达了。当时流行高仓健和杜丘,我哥也有鬓角,也有件黑风衣,话也不多。所以,他说的话,我基本都听。

我邻居坏小孩儿还有两箱子武侠小说,全套古龙,金庸,梁羽生,陈青云,诸葛青云,卧龙生。他基本不借给我。后来他把家里的菜刀磨快了当成断魂玉钩,模拟邪剑陆飘飘,行走大北窑一带的江湖,被四个警察抓了,头顶上敲出土豆大的血包,流放到山西煤矿。他妈死活说我长得像他,让我常去他家,他的两箱武侠书随便我看。足足三个月,我读了一百多本最恶俗的长篇武侠小说。

我自己开始写武侠,一天一夜,三十页稿纸,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二天早饭之前,我哥很深沉地找我谈话:“你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人在写作吗?你知道有多少写作的人吃不上饭吗?你即使有这个才气,也不见得有这个运势,别写了。”

后来我还是偷偷写了一个叫《欢喜》的长篇,十三万字,全是文艺腔,寄给一个叫《中学生文学》的杂志,那个杂志随即倒闭了。如果没留底稿,这件事儿就彻底没了痕迹。

后来我去了理科班,学了医,一学就学了八年。

再后来,三十六岁那年,我出了一套五本的文集,四本长篇小说,一本杂文。书业的IT精英狂马说,出文集很难的,很多老作家,为了出文集,每周都带着浴巾去作协大楼闹,先洗澡,再上吊。

“我六十岁……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齐白石如果三十岁就红了,说不定就成范曾了。

我如果十八岁就红了,说不定就成郭敬明了。

我大致知道我小说的印数,站在西单图书的滚梯上,看着滚滚人群,我想,我不想努力让这些人都成为我的读者,他们辛苦,应该有更容易的消遣和慰藉。白居易的“老妪能懂”是一种理想,我这种也是一种理想。在后现代社会,我的理想更难得。

刮胡子和撒尿的时候,我想,一个冯唐这样劳碌、好奇、热爱妇女的人,如果一直在写,直到六十岁才红,写到九十岁才死,对于汉语一定是件好事儿。

我想,到了九十岁,我如果没钱花了,我就手抄我自己的诗集,一共抄十八本,每本卖一万块。

“我刻印,同写字一样。写字,下笔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决不回刀……老实说,真正懂得是刻的,能有多少人?……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的呢?”

我写长篇的习惯是,每次写新章节之前,都从第一个字开始,重新飞快看一遍,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随手改掉。写新段落的时候,宽处跑坦克,密处不透光,洪水下来就下来吧,风安静下来,树叶看着月亮。等写完最后一个字,再最后重新看一遍。于是关上电脑,于是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后除了错别字,不改一个字,哪怕登不了《收获》,哪怕卖不过余秋雨。

写一个主题是可以的,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伟大的作者都只能写一个主题,只是用不同的手法和心情去写。但是,改年少时候的文字是不可以的。一个人凭什么认为,他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就一定打得过年少时候的锐气?那不是自信,那是愚昧。偶尔有些敬畏,相信天成,相信最好的艺术家在他们最好的状态里,不过是上天的一个工具,像天空的飞鸟,像湖水的游鱼。

谁能把牛肉炖成驴肉?谁能让牡丹开成玫瑰?

“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所之……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石小字多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

有次见我哥,他五个礼拜没剃头,两个礼拜没剃胡子,须发斑白。戴了个老花镜坐在沙发上看书,拒绝喝酒。我老妈问,你开始修佛?我哥说,两个目的。第一,给老妈看,我这么大了,不要老逼我为社会做巨大贡献了,什么去广西造水泥,去阿富汗开矿山,去埃及挥舞小旗子振兴华语旅游。第二,给冯唐看他不远的将来,不要老逼自己。书读不完,事儿做不完,心里那些肿胀,文字写不完。

仔细体会,自己体力的阈值的确比以前低了,心理的阈值的确比以前高了。麻将打不动通宵了,连着访谈七八个生人仿佛被七八个人轮奸一样疲惫,中国飞美国的时差倒起来痛苦得总想靠谁妈,痛恨地球为什么不真是平的。街上美女越来越少了,想起来口水喷涌而出的吃的没几样了,几个老兄弟坐在一起,没有什么带火花的事儿和词句可以交流,喝几杯酒,吃几个小菜,“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

饱暖之后,有效时间不够之后,人应该有点脾气。不写就是不写,什么都可以是理由:让我写得像巴金、老舍、茅盾、余秋雨一样真切细实不写,男女关系不写,性生活妇科肿瘤不写,情感问答不写,规定题目不写,千字少于两千元不写,不提前付款不写,昨天没睡好不写,痔疮犯了不写,米粥不稠不写,电脑太慢不写,男编辑没戴耳环不写,女编辑不长胡须不写,没头脑不写,不高兴不写。

“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文人也是人,偶有竞争心,于是看印数,比稿酬,想自己的小说怎么还没被翻译成越南文。

但只是一念。“有人知道齐白石画的价格走势,但是谁知道齐白石活了一生挣了多少钱?死的时候账上有多少钱?死了之后,账上的钱都被谁花了?”这一念,闪过。

“世不变乱,读十年书,行数万里路,闭户做诗,或有可观者。”

写东西的同时,有个每周八十小时的全职工作,一半以上的饭在飞机上吃,闻到空姐用微波炉热餐食的味道,要使劲儿忍住不吐出来。

习惯之后,也体会到这种生活的好处。常能看到无限沸腾到仿佛虚拟的生活,很难归到正常人类的人类,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细碎的事物中烦闷,见花对月,泪还没落心还没伤,人先睡着了。源头总有活水,要写的总比能挤出时间写的多,或许是种辛苦禅,修为不够之前,通过亲尝,理解世界。

最大的不满足是没时间读书。想写个中晚唐的长篇,五胡杂处,禅宗黑帮,盛极而衰。看西安法门寺的物件,读中晚唐的诗,我能想象到,敦煌仿佛现在的上海,西安仿佛现在的北京。唐文化中有很多非汉民族的元素,丰腴,简要,奢靡,细腻,肉欲,通灵。但是,我需要细节,需要有时间细读《旧唐书》《祖堂集》《五灯会元》。

有什么办法呢?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老膀胱中的尿,小胸膛上的奶,只要挤,还是有的。

“此地之娼颇多,绝无可观者。余于旁观,其侍客颇殷,不谈歌舞。有欲挟邪者,与语即诺。虽无甚味,有为者想必痛快。”

此地说的是香港,时间是1909年,这年,齐白石四十五岁。

看来,广东的草根、服务、爽利是有传承的。

香港那时候还是个小镇,依太平山而建,西边是兵营,东边是渔港。齐白石吃完小海鲜,喝完小酒,辞别淫友,走在窄仄的石板路上,咽一口口水,再咽一口口水,喉结起伏,心脏翕合,抬头有月亮,还是平常的模样。

“民国六年乙卯,因乡乱,吾避难窜于京华,卖画为活。吾妻不辞跋涉,万里团圆。三往三返,为吾求宝珠以执箕帚……宝珠共生三男三女,亦吾妻之德报也。……予少贫,为牧童及木工,一饱无时,而酷好文艺,为之八十余年,今将百岁矣。作画凡数千幅,治印亦千余。”

不论新旧社会,这样的老婆都少有。和禅宗一样,在中国越来越稀少,在日韩还有些残留。

元气真是奇怪的东西。元气足的人,如果是猎人,就是比别人多打很多只兔子;如果是木匠,就是比别人多做很多把椅子;如果是物理学家,就是比别人多想出很多个公式;无论什么职业,都比别人更热爱妇女,都比别人多生很多孩子。

齐白石五十七岁那年,左手第一次触摸十八岁的宝珠之后,右手画了恁样不同的虾?齐白石八十八岁那年,盯着看新凤霞,争辩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能看她?她生得好看。”新凤霞说:“我的职业是演员,就是给别人看的,看吧,看吧。”齐白石九十三岁那年,看到一个二十二岁的演员,心中欢喜,盘算如何娶了回去。

人生残酷,至死犹闻鲜香。

“安得手有嬴氏赶山鞭,将一家草木过此桥耶!”

年岁还远没到齐白石写这些字句的岁数,就已经开始怀恋从小长大的地方。

在从小长大的地方待,最大的好处是感觉时间停滞,街、市、楼、屋、树、人以及我自己,仿佛从来都是那个样子,从来都在那里,没有年轻过,也不会老去,不病,不生,不死,每天每日都是今天,每时每刻都是现在。小学校还是传出读书声,校门口附近的柳树还是被小屁孩儿们拽来扳去没有一棵活的,街边老头还是穿着跨栏背心下象棋,楼根儿背阴处还是聚着剃头摊儿,这一切没有丝毫改变。

从小长大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在我心目里,北京是最好的城市,垂杨柳是北京最好的地方。从垂杨柳出发,我最想去的地方,几乎都在半小时骑车车程之内:可遛弯的护城河,有大树可蹭的天坛,可以洗胃去宿酒的协和医院,有酒有肉的东北三环,可以斗智斗勇的华威桥古玩城,有半街旧书的琉璃厂。

怕的是官府手上的赶山鞭。脑子进水,手脚躁动,什么地方开始有些历史,挥鞭子就灭。垂杨柳的北边已经盖上富力城,西边的和平一村二村三村都被平,据说给中央直属机关和总后,原来的马圈、鹿圈等等地名已经消失。估计不等我老到齐白石缅怀家乡的岁数,垂杨柳也会彻底消失,被名敦道、又一城、优圣美地、欧陆玫瑰之类代替。

十一

“夫画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官禄,方可从事于画。见古今人之所长,摹而肖之,能不夸;师法有所短,舍之而不诽,然后再观天地之造化,来腕底之鬼神,对人方无羞愧。”

在正经全职工作中认识一个老哥哥,老到几乎应该算爷爷辈儿的。梁宗岱的关门弟子,法文英文都极好,德文能读能说,改革开放之初在蛇口,重要的政策制度都是他起草制定的。

“当初蛇口什么都没有。晚上睡觉,有人敲门,基本都是从珠江偷渡的大圈仔。我们基本不开门,嚷嚷一句,还没到香港呢,接着往南游。”

“当初可惜了,当初没和李嘉诚谈妥,没把深圳港集中在蛇口,也没敢答应中央,没把整个南山半岛都划进蛇口。”

“当初碰到好些东西,过去的规章制度里没有,不知道如何办,也不知道向哪个部门请示,常常这么写文件:党中央,逗号,国务院,冒号,然后说事儿。”

文集出了,送了老哥哥一套。几天后接到电话,背景有些嘈杂,基本意思如下:

“我好久没看完一本中文文艺书了,美女图不算。其实,我近二十年能从头到尾看完的,除了《红楼梦》,就只有你这几本书了。很好,非常好,才华横溢,我一边看一边骂,这个小混蛋,这个小混蛋。”

“你不该长期做咨询。那种事儿我都能做。你常常写到你老妈,她并非寻常人。把你生成这样,你一定要多写。不多写,对不起你爸妈生你成这个样子。”

“社会成就,官禄名利,都虚得很,祖坟上飞来一只鸟,拉一坨屎,屎里有颗种子,祖坟上就长出草,他就发达了,其实,屁也不是。温饱就好,你不需要成就,文章憎命达,你需要不成就。”

“诗呢,需要疯狂,非人力可控。小说,你写得好,但是你太顺了,没有磨难,没有上刀山下火海,小说厚不起来,成不了红楼梦。散文,你写得好,而且,散文写得更好,不需要磨难。我看你运势,从一辈子来看,散文上的突破比小说可能性大。”

文章窄门。曾经有写东西的,一不留神和窄门里的《红楼梦》比,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了。曾经有写东西的,一没把持住,世俗风光发达,窄门变得更窄了。

钱害人。哪天放着成堆的钱不挣了,退休,做回妇科医生。天气差的时候写写中文,天气好的时候杀杀人。

和《红楼梦》比不吉利,我和《金瓶梅》和《史记》比吧。磨难啊,宫刑啊,什么时候到来啊?

十二

“画中要常有古人之微妙在胸中,不要古人之皮毛在笔端。欲使来者只能摹其皮毛,不能知其微妙也。立足如此,纵无能空前,亦足绝后。学古人,要学到恨古人不见我,不要恨时人不知我耳。”

文章和画和红烧肉和小姑娘一样,虽然不是跑百米,没有非常绝对的标准,但是的确有非常实在的标准。

一根金线不绝如缕,古今并无太多不同,不因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形式而改变。在明眼人看来,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有没有,到不到这根线,判若云泥。金线之上,可以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也可以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各花开各色,各花入各眼。

都是“四人帮”害的。这根作为文脉的金线被遮挡被扭曲,绝大多数人的东西离这根金线太远,所以绝大多数人极力否认这根金线的存在。

长远看,金线之下,光搞形式和流派和特征没有任何意义。千百年后,评价今天文字的标准是司马迁、杜甫、张岱,不是今天的余秋雨、郭敬明、卫慧。

十三

“余尝见儿辈养虫,小者为蟋蟀,各有赋性。有善斗者,而无人使,终不见其能。有未斗之先,张牙鼓翅,交口不敢再来者;有一味只能鸣者;有缘其一雌,一怒而斗者;有斗后触髭须即舍命而跳逃者。大者乃蟋蟀之类,非蟋蟀种族,既不善斗,又不能鸣,头面可憎。有生于庖厨之下者,终身饱食,不出庖厨之斗。此大略也。若尽述,非丈二之纸不能毕。”

写文字的,眼睛得毒。脑子里底片的像素要比其他人高,尺幅要比其他人阔。随便看一眼,心里的血窟窿比常人大很多。多少年过去之后,血窟窿还得滴答有血,从脑子的硬盘里随调随有。可以不天天写,但是不能有任何时候停止感动和好奇,心里肿胀,要表达的永远要比能表达的多。

在医学院,先学大体解剖,再学神经解剖。过了才半年,上第一堂内科学的时候,系主任讲导论,问:你们还记得颅底都有哪些大孔,供哪些大神经大血管通过吗?我们都忘了。系主任讲,我也都忘了。

现在再想,整个医学八年,还记得什么。除了认得二月兰和紫花地丁、体温三十八度以下不要吃退烧药、阴道出血要排除癌症等等傻子都知道的常识,没记得什么。但是,我记得卵巢癌晚期的病人如何像一堆没柴的柴火一样慢慢熄灭,如何在柴火熄灭几个星期之后,身影还在病房慢慢游荡,还站到秤上,自己称自己的体重。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医的八年是我练习素描的八年。

十四

“作画最难无画家习气,即工匠气也。前清最工山水画者,余未倾服,余所喜独朱雪个、大涤子、金冬心、李复堂、孟丽堂而已。”

文章是自己的好。让写文章的人佩服别人,难,哪怕自己写得再烂。

所以,别问写东西的人,佩服谁。最多,问喜欢谁。最多,加个限制词,中文作家里喜欢谁,省得听到一堆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人名的中文硬译。最多,再加个限制词,除了你自己,中文作家喜欢谁,省得这个写东西的人在这点上不知所措,狂顾左右。

所以,问我,我喜欢司马迁。司马迁牛逼,才情、见识、学养、文字都好,机缘也好,被切之后,心灵上受摧残,生活上衣食不愁,国家图书馆对他完全免费开放。

我喜欢刘义庆和他的门客,简单爽利地比较人物、描述细节、指示灵异,汉语的效率被他们发挥到接近极致。

我喜欢李白,他酒大药浓吴姬肉软的时候,文字和昆虫一样,拍打翅膀飞向月亮。

我喜欢沩山和仰山,为了说不得的教旨,借鉴各种外来语语法,变换各种姿势蹂躏汉语,探索汉语的极限可能,推动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转变。

十五

“凡作画,欲不似前人,难事也。余画山水恐似雪个,画花鸟恐似丽堂,画石恐似少白。若似少白,必亚张叔平。”

汉语基本词汇三千个,没被反复蹂躏的没有一个,摸到金线容易,金线之上,难得不同。

有些傻逼问题,很容易问,实在难回答。

比如:你的新小说写的是什么事儿啊?

比如:你心目中最美丽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啊?

比如:你和王朔和王小波和阿城有什么区别啊?

学习刚烈的禅风,一声断喝。

淫荡书卷。

我比王朔帅。

我比阿城骚。

我比王小波中文好。

十六

“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庵借以丁黄印谱原拓本,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汉,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

叹息。人定输天。

有一天走在香港上环的街头,吃了点心,吹了凉风,一点酒没喝,忽然觉得死是件很愉快的事儿,仿佛吃饱了,不如归去,去睡一觉儿。脑子里有诗浮现:

皇后大道西

菜铺昌记

你有懒汉衫

你抽鬼佬烟

你挑拣着蔬菜洗她们的身体

叶子燃烧所以一切是假的

你怎么还在呢

“不用扎眼儿了

我身上的洞够你用了”

“大道无门

我怎么就进你这儿了?”

我是混蛋我是懦夫

我替老天管好自己

不去祸害人间不去祸害你

争取活得长一些。等着这瓶红酒变复杂。等着这壶铁观音淡成佛。等着看老天这个傻逼,根据四季和雨水,几十年,能在我这摊牛粪里种出什么样的花朵,能变出什么样的花样。

十七

“此画山水法前不见古人。虽大涤子似我,未必有如此奇拙,如有来者,当不笑余言为妄也,白石老人并记。”“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从严画山水者惟大涤子能变,吾亦变,时人不加称许,正与大涤同。独悲鸿心折。此册乃悲鸿为办印,故山水特多。安得悲鸿化身万亿,吾之山水画传矣,普天下人不独只知石涛也。”“大涤子尝云:此道有彼时不合众意,而后世鉴赏不已者;有彼时轰雷震时,而后世绝不闻问者。余此幅当时不求合众意,后世不欲人闻问,人奈我何?”

过去,要洗完手才敢读唐诗。现在,厕所里,唐诗三百首,不会淫诗也会淫。

过去,读唐弢、朱自清、西谛书话,觉得五四一代牛逼大了,国学西学都好,又浇汁儿国难,想不成大师都难。现在,看完所有能看的,除了陈寅恪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啃节儿,除了林徽因模样儿真好,除了周作人中文真好,这一拨,对汉语的整体贡献不如格非、马建、苏童、马原(年轻时候)、余华(小时候)、朱文、毕飞宇。

《北京三部曲》里,有过去汉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读不出来,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十八

“印文:吴懋。批语:置之伪汉印中,人必曰:今人真不能也。余曰:真汉人未必过此……印文:曾经栾城聂氏收藏。批语:三百年哪有此物在尘世?称之者可对之下拜,妒之者必隔座骂人……印文:泊庐。批语:此印,吾与孔才弟外,天下人有梦见者,吾当以画百幅为赠。请订交于晚年,何如?……印文:雨洲。批语:神物也!虽有学力不能为此印,腕下有鬼神,信然。”

这种极品臭牛逼,和余大师无关,他没这个才情。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反正不上税,我来模仿一下极品牛逼。

“好好看看这十万字,不仅活着的人写不出,过去千年里的古人也未必写得出。”

“好好看看这十万字,上数三百年,下数三百年,哪有这样的活物?跪安吧,别起来了。”

“好好看看这十万字,除了我和黄书刘备,天下其他人能梦到,我抽他一百个巴掌左脸,我抽她一百个巴掌右脸,他撒谎,她撒谎。”

“好好看看这十万字,你把国家图书馆都读完,也读不到,也写不出。”

十九

“题梅花图:如此穿枝出干,金冬心不能为也。齐濒生再看题记,后之来者自知余言不妄耳。”

同上。

二十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时俗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亦人子也,不思吾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仰。”

就算司马迁是两米五的横杆,我也要跳跳,摔死算。有鸡鸡的还鸡不过没鸡鸡的?

二十一

“题网干酒罢:网干酒罢,洗脚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

干完活,喝完酒,捏完脚,睡了,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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