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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三大参谋之—— 石原莞尔一点资讯

网络收集 2020-09-25 07:58:06

异类

1947年4月30日,在各种肤色众多的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簇拥下,一个年轻人拖着一辆架子车从日本山形县饱海郡的高濑村的一片松树林里的小屋出来,朝停在树林外的汽车走去。

膝盖上盖着一床毛毯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衰弱的老人,除了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这个人的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生命正在离他而去。

看起来行将就木的“老人”其实并不老,才59岁。这位看起来随时可能倒毙的人是曾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部长,第16师团师团长的石原莞尔退役陆军中将。

是他策动了“9.18事变”,发动起来了日本帝国的战争机器,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三千多万的死亡和无法统计的财产损失。应该说他是开始战争的第一个人。

然而,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公布的几百人的甲级战争犯罪嫌疑人名单中却没有石原莞尔中将的名字,他现在是到设在酒田市商工会议所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差法庭”去作证。因为他已经到了膀胱癌晚期,无法自行行走,不能去东京出庭。作为一种变通,东京派了检察官来酒田听取他的证词。不夸大地说,这个人的证词将影响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走向,所以各国的记者都来了,想记下着历史的一幕。

其实这不仅是因为石原病重。事实上从1946年初开始东京军事法庭已经和石原打过几次交道了,领教了这位软硬不吃,破罐子破摔的滚刀肉脾气。当时一位美国检察官到东京九段的递信病院盘问病床上的石原莞尔:“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

“不知道。”

“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的关系?”

“不知道。”

“再问一遍,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的关系?”

“不知道。”美国检察官火了:“我不相信,你好好想一想,明天我再来。”说着朝门外走去。

可是在他身后突然爆发了一声怒吼,窗玻璃都震的嗡嗡作响:“等一下”。

石原大喊了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已经走近了生命终点的病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虽然都是军人,但肯定有亲疏。你是什么态度?到人家房间来,连问句好的礼貌都不会吗?”

可是第二天去的是另一位美国检察官。碰上石原那天也情绪不错,主动就开口了:“我要是参谋总长,这场战争日本就不会失败,像今天这样你们耀武扬威的事就不会有。”

检查官没理他,直接就开始问问题了:“你认为头号战争罪犯是谁?”

“你们美国的杜鲁门总统。”

“胡说八道,我们美国是战胜国,怎么会有战犯?”

“难道只有战败国才有战犯?你们的杜鲁门总统在就职时候撒向日本的传单里说:‘如果日本国民和军人协力进行战争,我们将不分老人和妇幼地进行轰炸’,那是什么行为?”

“那仅仅是一种威胁。”

“事实上不是有过‘战略轰炸’,不是有了广岛和长崎吗?”

不等检察官回答,石原反而盘问起检察官来了:“日本的战争犯罪准备上溯追查到哪儿为止?”

检察官还是尽力保持冷静:“我想要回溯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为什么?”

“满洲事变的根源在于日本开始侵略大陆的甲午和日俄这两场战争。”

石原笑了:“说得好,那么请把带领黑船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上校请来。”

美国检察官没弄懂石原的意思:“请佩里上校干嘛?”

“我们在德川幕府时代没打过台湾和满洲的主意,是从你们美国来的佩里上校用大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把日本赶进了现代世界,是你们自己教会了日本掠夺和侵略。元凶就是那个佩里,怎么样?从地狱里把佩里叫回来怎么样?”

石原莞尔就是这种脾气和性格,真要把石原莞尔弄到东京法庭的主会场去当众作证,谁也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让人尴尬的话来。政治力学又一次起作用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特别在酒田市组织了一个“出差法庭”来听取证言,其实这是远东军事法庭总检察长季南和石原莞尔的老部下,第202师团长片仓衷少将达成的一个谅解。

开庭后,法庭检察团首先问石原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石原开口就说:“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提出下一个问题:“听说你和东条意见对立,是这样的吗?”

石原总算知道了为什么他不是战犯——东京国际法庭是以东条划线,他不在战犯名单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东条英机的对头:“东条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法庭的空气顿时就全由石原控制了,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检察官想扭转这种空气:“证人请不要说与询问无关的话,只需回答yes或no”。

接下来的问题是:“满洲事变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多大损害?”

石原反唇相讥:“请法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用yes或者no来回答”。

在众多记者的面前,询问延续了两天。法庭几乎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新证词,反而法庭成了石原莞尔为被逮捕了的原日本陆军领导人,现战争罪犯们辩护和同情的表演场。唯一的例外就是对东条英机。在法庭听证完毕以后对各国记者发表的谈话中石原莞尔是这么说的:“东条英机实际上应该去当会计军官,让他去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出任何问题,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他肯定在法庭上会认真地做笔记,但怎样使用这些笔记就已经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平了”。

这就是石原莞尔,也算让检察官们开了眼了。在他们办案的过程中,看见过的耍赖、告饶、痛哭流涕甚至跪地哀求的太多了,像石原莞尔这种软硬不吃哭着喊着要当战犯的另类还是头一次看到。

石原莞尔就是一个这样的另类。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在山形县鹤岗市日和町。父亲石原启介是一个警察,从巡查干到警部,当过附近不少乡村的警察分署长。最后当过崎玉县的饭能警察署长。分署长虽然不大,但却是那一带农村吃皇粮最牛的大官。

得承认石原莞尔是个天才。1902年,石原莞尔很轻松地考上了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六期,入学成绩是第三名,毕业成绩还是第三名。之所以没拿到首席毕业的原因首先是学习不是很刻苦,起码在旁人眼里不是很刻苦。课余时间主要是花在阅读与考试科目无关的书上,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个“石原式学习方法”的说法。幼年学校的考试以论述题为主,在别人拼命多写一点以覆盖可能在答题时忘记了的要点时,石原莞尔却永远以最简洁的语言回答问题。

幼年学校和以后的陆军士官学校一样,课程分成“学科”和“术科”。学科指课堂授课的知识,术科指体操、马术、操练、射击等体育项目。基本上看不到在学习的石原莞尔总是很轻松地能拿到学科的高分,但石原莞尔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除了“铳剑术”(中文叫“拚刺刀”)之外术科成绩一般。

和石原莞尔在幼年学校同过学的人都知道他的一个绰号叫“七号”。一次有一个同学生病住院,到医院去探望病人的学生们发现那所医院的第七号病栋是收治精神病患者的地方。大家突然觉得那儿才是石原莞尔应该去的地方,从此石原就有了这个外号。

石原怎么会被人认为应该去精神病院呢?1904年的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出过这么一回事。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的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可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一根很可爱的小鸡鸡,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月一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至于这个学生是谁?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石原莞尔。这种混蛋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不处分石原莞尔老爷挂鞭不干了。

但是后来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幼年学校的石原莞尔还有个变态的习惯:不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那个时候幼年学校学生们不洗澡也是一种时髦,因为当时日俄战争打得正是紧要关头。学校号召说因为前方将士洗不上澡,后方的学生们也应该和他们同甘苦,戒澡。因此幼年学校的学生们身上都长满了虱子。但人家是想“争取政治上进步”,而石原是干脆讨厌洗澡。日本人是欢喜洗澡的民族,但讨厌洗澡的日本军人却很有几位。石原是一位,制定袭击珍珠港方案的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大佐也是一位从不洗澡,浑身上下恶臭熏天的家伙。

石原抓到虱子以后不是弄死,而是养在钢笔帽里。一有空就打开笔帽放出来比赛竞走,比赛完了再放回笔帽里去,吸引得大家都来看。看了还不过瘾,石原干脆开个赌场,聚众压注,做庄收钱。钱数倒不大,可就害惨了那些赌徒——不是所有人都是石原那样的天才,一赌上了成绩直线下降,直到这种变态比赛被学校禁止为止。

既然沉重的功课对石原不构成负担,课余时间石原就在街上乱转,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买各种课外书。说来可能没人相信,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是没有图书馆的,原因是大家被功课作业压得透不过气来,根本没有上图书馆的时间,所以也就没有设立图书馆的必要。这样一来幼年学校的学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般不读除了军事相关以外的书,只有石原莞尔是个异类,什么都读:历史、哲学,尤其喜欢人物传记。石原莞尔最喜欢的人物是拿破仑,以后他一直收集和拿破仑有关的各种文物,见过他那些东西的人说作为私人收藏是很了不起的。

幼年学校毕业时选兵课。供幼年学校毕业生们选的科目有骑兵、步兵、炮兵和工兵。其实日本陆军当时还有辎重兵,但是日军内部有句俗话:“辎重要是也算兵,蜻蜓也能算老鹰”,所以幼年学校毕业生不当辎重兵的,日军的集团抢劫习性其实是来源于这种轻视补给的传统。

在没有航空兵的时代,各兵种中最让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们神往的就是挥舞马刀纵马驰骋的骑兵了。但石原莞尔没有选择骑兵,选择的是步兵。因为通过阅读各种书籍,石原已经开始形成了将来的作战是在中国大陆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还是刚刚露头,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石原已经感觉到了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是陆军,是步兵。

石原莞尔被分到了家乡的酒田联队——步兵第32联队当士官候补生,三个月的1907年12月以后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是第21期。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制是一年半,石原士官学校毕业时的成绩是第六名,而前五名能得到天皇赏赐的银怀表,石原没有。

其实石原在校的学科成绩是第三名,术科没有学科好,但统算也不会跌出前五名,导致石原莞尔没有拿到银怀表的原因是品行分太低。石原永远和上官搞不好关系,经常和中队长、区队长发生争吵,因此经常被扣去品行分。后来石原莞尔对人解释他为什么能以次席成绩从陆军大学校毕业的理由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陆士毕业以后,按惯例石原莞尔回到了原来的第32联队。一起回到联队有7人,按成绩是石原莞尔排在最前,应该受到重用对不对,可是1909年12月新组建第63联队,要第32联队支援人的时候,第32联队居然把石原莞尔踢了出去。

调人去新联队按常规做法不应该有石原的份。但是不管是哪儿,调出去的人肯定是长官所不喜欢的人。联队长冈泽庆三郎大佐看到石原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次军官聚会,联队长让他喝酒,石原莞尔不喝酒就拒绝了。可是联队长觉得这是不给面子,还是逼着要石原喝,到第三次石原莞尔也火了,喊了起来:“说过了不喝酒!”,这就得罪了冈泽,因此冈泽大佐听说有新联队要人,忙不迭地就把石原送了出去。

不光是石原一人,这个联队就是“不受欢迎的人”的大本营,一般联队多少有几个怪脾气的军官,而这儿几乎人人都变态。比如联队有个养鱼池,里面养了一些红鲤鱼,可是一天联队长大岛大佐发现鱼没了,一问才知道一个大尉觉得观鱼不如吃鱼,全捞起来吃了,联队长也糊里糊涂跟着动了筷子。再比如一次师团参谋长来检阅部队,发现一个大尉下的口令不合条例规范,向他指出,那位上尉满不在乎地说:“那是条例错了”。

这个变态者辈出的联队,就是后来在南京幕府山实行大屠杀的那个联队。后来第32、第63这两个联队全在冲绳让美军灭了。

因此石原莞尔在这里如鱼得水,十分欢畅。他的《最终战争论》就是在这里开始打腹稿的。1941年出版时石原莞尔在序言里写了“那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的集合体”,东条英机正好抓住这句话把那本书给禁了。禁止发行的理由是:都是天皇陛下的军人,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受欢迎的人”,你这样说是恶毒攻击皇军。

一年一度的陆军大学校招生开始了。大家都在削尖脑袋想方设法弄到联队长的推荐信的时候,第63联队的大岛联队长却正为了如何说服石原莞尔去参加考试而头疼呢。一个联队有考上陆军大学校的人是很荣耀的事,有人能爬上去联队也跟着沾光。但这是个新联队,全是一帮别的联队扔出来的垃圾,够考试条件就没几个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在前面20%的人才能考),怎么看怎么觉得以第六名身份毕业的石原莞尔最有希望,可石原一口拒绝了。急得联队长只好把石原莞尔的活全免了,哼哼,让你失业,看你去不去考。

石原莞尔答应是答应了,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还是让联队长放不下心来,但又不敢去催,生怕惹急了那位滚刀肉干脆脱了二尺半军装卷铺盖回家,只好偷偷祷告天照大神开眼让石原莞尔努努力。

其实石原莞尔的扬言不考也就是个姿态。这种姿态在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很常见,主要是陆军大学校考试的难度,使得这些特别注重面子的所谓佼佼者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这样万一考砸了来上一句:“我本来就不想去考的,是联队长愣逼着去的,考不好很正常”。辻政信在报考时也玩过这一手。

1915年那年陆军大学校第30期共招收60名学员,考生先参加设在各个师团的考场进行初试,考出120名再去东京陆大进行复试。石原所在联队参加初试的有四人,通过的就只有石原一人。1915年11月,背负着全联队的期望,石原莞尔去了东京。

可能是石原对自己的聪明有充分的自信的缘故,温习功课确实不太认真。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十分突出,但口试给教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陆大学生们对于入学时的口试的评语就是“变态”这个字。比如给考生一个题目:“XX地方有敌军,怎么办?”考生要是问一句:“有多少敌军?”就完了蛋了。应该怎么回答呢?应该这么回答:“包围起来,消灭了他”。这是在考你有没有“进攻的气质”呢!哪里是考试?整个一个问惮。

最多的CASE是让考生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考官和考生叫劲。考生就傻了,你要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吧,你是“固执己见”;你要是跟着考官走吧,那就是“没有主见”,反正里外不是人,到底算什么,全看考官那时的心情状态而定。

但这难不倒石原莞尔,石原就有说服人的本事。考到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在考谁了。口试试题里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啪啪啪,啪啪啪”,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了起来。

主考官们全愣住了,这个在今天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在1915年的当时是震撼性的。要知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是在石原莞尔考进幼年学校的第二年,1903年。不能说没有其他人想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可以肯定想过的人不多。

于是石原莞尔就挺着胸脯,挂着军刀进了陆军大学。这个军刀就可以说是日本军队保守的一个例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国军队里的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在日本军队里还是制式武器,死抱住不放,一直到二次大战。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里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

日本军队的军刀还有点怪的是军刀作为制式武器,却可以随便找来用,不强制使用军工制品。谁家有把“宝刀”的话,只管拿来挂在腰上没人管。有人到现在还在抱怨这种“有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因为不少日本刀的瑰宝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作为战利品到了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手里,还成天在网上拍卖气日本人。石原就挂了一把比谁的刀都长的“传家宝刀”,成天拖来拖去,特别扎眼。后来石原倒霉也倒霉在这把刀上,1930年在关东军参谋任上,一次下马不小心被那把好长好长的“家传宝刀”的刀柄在档部扎了一下,把那个“宝贝”扎坏了,引起尿道撕裂医治无效,长期血尿最后转变为膀胱癌,所以石原莞尔早死而且无后。

但是现在那个宝贝还在,所以石原还是继续神气活现地挂着他的好长好长的宝刀到处招摇。陆大学生们一般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就石原成天无所事事,因为别人用几千字才能说清楚的问题,石原几百字加几张地图就能表述得非常清楚,空下来到处串门侃大山,但别人应付功课还忙不过来,谁也没空陪他聊,石原就到校外找人聊天,星期天坐火车回老联队去玩。石原当时拜访最多的是研究中国学的专家和学者,而人们是在9.18事变以后才弄明白石原在陆军大学就开始在考虑所谓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了。

但在当时的陆大,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举止与常人相异的怪人。陆大毕业生一般都是在校时结的婚,原来由于忙于应试,没工夫结婚。考上陆大以后,前途有了保证,想当丈人的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大军杀到,于是一个一个都被人捡走当了女婿。就这结婚,石原莞尔也和别人不一样,陆大三年级时石原经人介绍结了婚,不到半年又离了婚。当时日本军官结婚要经过上官批准,陆大学生的结婚更是要陆军省批准,石原莞尔的离婚更是陆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海外奇谈。不少教官主张给石原退学处分,后来还是在陆大监事的田村少将斡旋下才平息了这件事。一年以后石原又娶了在陆大时的一个教官的小姨子国府锑为妻。

1919年,石原莞尔作为次席从陆军大学校毕业。本来石原应该是首席毕业生的,但陆大硬是把他从首席降到次席。因为首席毕业生有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而谁也不知道这位疯疯癫癫的天才会当着天皇的面说些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出来,为了保险,还是不给他这个首席毕业生的称号对谁都有好处。(据说石原在术科上擅长“铳剑术”,也就是拚刺刀。陆大没有这个科目,每星期回老联队去练。日俄战争黑沟台会战中和老毛子拼过刺刀的第31联队都请他去当过教官)

石原到底干过什么事让上官如此戒备他?前一年的1918年特命检阅的时候出过一件事。所谓特命检阅是每年由陆军元帅或大将代表天皇到各地去检阅部队,和平时期日本陆军最大的事情。那年到陆军大学校来的是元帅梨本宫守正亲王,这位守正亲王后来是战后被关进过巢鸭监狱的唯一皇族战争犯罪嫌疑人,梨本宫老远就看着石原莞尔不对劲,倒不是因为他那把好长好长的军刀,而是石原穿的军装实在太怪。日军军官有两种军服,一种是黄呢料子的,一种是卡其布的。在像这种正式的场合,应该是穿呢军装,挂出所有的勋章——其实所有其他人也都是这么做的,就石原莞尔一个人穿的是卡其布军装。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

守正亲王特地走到了石原面前问他:“这就是你最好的军装?”

石原莞尔立正敬礼回答:“这就是下官最好的军装。”

熟悉日本人习惯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在穿着上面非常烦琐。这种场合下不穿最好的军装就是一种失礼行为,石原莞尔明显在撒谎,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守正亲王想不出来,只好莫名其妙地走了。边上的陆大校长河合操少将知道石原莞尔这么做是在抗议,望他脸上抹黑,是又气又急可又说不出来。

石原有个同乡叫斋藤元宏,在陆军士官学校高他一期,在陆军大学校还是高他一期,两人关系相当好,在陆大都住在一起。斋藤和石原的性格也一样,不喜欢在学校读死书,喜欢到外面去乱逛,关心的也都是中国问题。但斋藤不是像石原那样的天才,一乱逛就拉下了功课,在讨论要不要对斋藤实行退学处分的会议上,同意和不同意的票数一样多,结果是校长河合操一票定胜负,斋藤被退回了原联队。石原对河合校长的这一票不满,找了这个机会来发泄。

所以校方不敢给石原“御前演讲”的机会,万一这位石原又有什么怨气要在天皇前面发可就要捅大漏子了,干脆把他从首席拉下来,这样大家能过安生日子。

陆大毕业在原联队干一阵子以后大家都去陆军中央。石原莞尔是军刀组,按理是应该去参谋本部作战部的,可是调令很奇怪:去陆军三大衙门中最没名堂的训练总监部。这是因为石原的种种反常怪癖实在是太有名了,大家对他都有点敬而远之。周围对石原的这种心态一直持续着,用第二师团最后的师团长马奈木敬信中将的话来说就是:“聚在石原莞尔的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似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

到训练总监部干什么呢?搞训练纲要和操典。别看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校对校对稿子,石原莞尔有个陆士陆大全是同期的朋友,后来做到由良要塞中将司令官的横山正雄,两人这次全在训练总监部搞校对,一个念稿子,另一个看样板。

其实中央机关的工作就是这样,想往上爬就必须先学会忍受这种无聊。可石原哪受得了这个,有意大着嗓门对横山就喊上了:“这种工作干吗要你我这样陆大毕业的精英来干?随便找两个下士官不就行了?”

见没人答茬,石原莞尔干脆就泡上蘑菇了。成天什么活不干,叉着双手侃大山。石原侃大山是一绝,他看过的书多,口才又好,大家都喜欢听,这样一个办公室就被石原搅得什么都干不了了。高级课员浅田中佐看不下去了,让人把石原和横山两人的办公桌移到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省得干扰大家,同时在本官鼻子底下,还怕你反上天去?但是马上就发现他自己也觉得和石原聊天其实挺有意思。

但是活还得干,堂堂大日本帝国军人哪能成天侃大山?可这位就是位神聊,怎么处理可成了问题。既然石原如此不安心本职工作,成天在神侃什么“支那大陆”,那你就干脆去中国吧,这是你自己想去,可不能埋怨是中央衙门在驱赶军刀组人才。就这么石原莞尔大尉在训练总监部干了不到一年,在1920年4月就被派到武汉陆军中支派遣队司令部去了。

在别人看来是受了排挤,可石原无所谓,他早就想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了。石原莞尔在武汉的顶头上司就是当时任中国公使馆武官助理的板垣征四郎少佐。日本陆军有好几对“一帮一、一对红”的,比如大山严和儿玉源太郎,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人们在谈到其中一个就必须要提到另一个,这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也是这么一对(石原莞尔在武汉研究地图,当时参谋本部绘制的中国大陆详细地图已经接近完成)。

在武汉的日子里,这位军刀组精英不辞辛苦,到处化妆考察侦察。有时化装成扛大活的苦力,被中国警察扒光了搜身,被抄走最后的一个铜板。这种经验让石原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这个结论对后来的9.18有相当大的影响,但石原的见识毕竟还是没有脱离陆大精英的局限,他没有认识到民族矛盾的优先度经常会高于阶级矛盾,他没想到在他看来是完全敌对的苦力和官府到时候是会联合起来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的。

其实如果让石原在中国大陆再多呆些日子,也许他会弄明白这一点。但是这里没有如果,军刀组的石原被弄到武汉成天在做小探子这件事总让军部有点不自在,结果在一年后的1921年7月又把石原莞尔大尉冲中国大陆给调了回来,但三大衙门(参本、陆军省、训练总监部)谁都不要这个出了名的变态者,只好把他弄到陆军大学去当兵学教官,不是喜欢侃大山嘛,那儿正好。

军刀组毕业的优秀学生有选择到国外留学的自由,而石原莞尔由于毕业以后一直东奔西走安定不下来所以还没有出国。现在定下来了,就应该让石原出国了,因为石原主修的是德语,加上日本人最佩服的就是德国人,所以石原莞尔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去德国留学。1922年7月,石原莞尔去了德国。

刚开始德国参谋总部的参谋军官们并没有把石原看在眼里,只不过是又来了一支黄皮猴子而已。谁知道这支黄皮猴子有点不一样,他不是光听教诲来的,他是来挑刺的,从一开始石原提出的问题就让骄傲的条顿军官们不好回答。

石原的问题是:“一战时德国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狭窄的道路困的一筹莫展,是不是本来德军的进攻路线不是比利时而是荷兰?”

确实是这样,但一战爆发时德军总参谋长天才谢里芬已死,继任的小毛奇是个无法理解谢里芬计划的凡才,所以才有借道比利时,结果被狭窄的比利时街道困得动但不得的情况。但这是德国陆军的耻辱,德国人绝不肯公开承认这点,现在一只他们所看不起的黄皮猴子愣是自己推导出来了这一点,而且很接近事实真相,怎么不让德国人刮目相看。于是石原莞尔索要的任何资料德国人都很大方地提供出来。

石原莞尔在德国的时候,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长,后来的训练总监,皇道派的重镇真崎甚三郎少将也在德国访问。真崎亲眼看到了德国人是怎么把他这个少将扔在一边而捧着那个大尉的,所以从此以后真崎在一切场合尽力拉拢石原莞尔。但说实话石原莞尔对那个什么天皇没多少敬意,到后来连关东军集体放弃日本国籍的胡言乱语都说得出来的主,怎么会理会他最讨厌的官僚人才。

德国当时正值一战战败后的困难时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日元相对于马克是异常坚挺。石原在德国成了个大富翁。到了德国,石原莞尔立即喜欢上了照相机,买了一整套照相设备和冲印设备,从此喜欢摄影的习惯陪伴了他一辈子。不管到哪里,除了军刀望远镜之外,他还永远带着照相机。现在留下来的有关“满洲事变”(日本人对“9.18事变”的称呼)的照片中不少是石原莞尔亲自拍摄的。

但石原莞尔在德国人眼里就仅仅是一个能够猜出作战计划的怪才罢了。高级军官在欧洲属于贵族阶级,都应该是有教养的绅士,而石原莞尔只是一个粗俗的流氓。比如照相机的望远镜头就被石原莞尔称作“马摩罗”。“摩罗”在日语中有生殖器的意思,石原莞尔把手电筒、照相机镜头等全叫做“马摩罗”,不但在日本人面前这么叫,还兴致勃勃地对德国军官们开设这种日语俚语课程。

剩下来的钱石原莞尔包了个二奶。据看见过的人说,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金发美女,就是石原莞尔不知从什么旮旯里捡来的一个失业女工。石原解释说,只要是母的,能用就行,“毛唐”嘛,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毛唐”,是日本人刚见到西洋人时少见多怪的称呼,到了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用了。就石原莞尔顽固地坚持这一称呼。石原莞尔是一个国粹主义者,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在德国时除了在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工作时穿军服之外,在什么地方都是穿着和服拖着木头趿拉板,参加什么宴会也是自己带着筷子去,拒绝使用主人提供的刀叉。理由是和服、趿拉板和筷子是日本的国粹,比“毛唐”们的东西崇高,为什么要低三下四去用“毛唐”们的东西?至于照相机也是“毛唐”们的发明,石原莞尔好像没有意识到。(除了服装,石原还从大使馆弄来了全套日式家具)

就这样还有钱富裕,剩下来的钱全让石原化在收集拿破仑的文物和纪念品上了。

回国时美国驻德国武官邀请石原莞尔绕道美国,石原傲慢地对人家说:“nein, 我去美国得有美国占领军的司令官的身份”。

石原是狂妄,这种话是出格,只有石原莞尔才说得出来。但是值得指出这种狂妄的口吻当时在日军军官和欧美军官交往的场合中经常会出现。日本人在欧美人面前总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为了掩饰这种自卑感,又特意表现出狂妄的自大,想扭转自己在欧美人看法中的“野蛮,不开化”的印象,殊不知正是这种表现反而充分显现了日本的野蛮和不开化。

但是当苏俄的武官请石原莞尔绕道苏俄,乘西伯利亚铁道回日本的时候,石原倒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然最后没有成行。大概石原是想亲眼看看这个日本帝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从德国回国的两个月前,1924年8月石原莞尔被晋升为步兵少佐,从德国回国以后,石原莞尔还是回到陆军大学校去当兵学教官。

1928年8月,石原被晋升为步兵中佐,两个月以后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参谋。10个月以后的1929年5月,济南驻在武官板垣征四郎大佐被任命为关东军高级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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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参谋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姑屯谋杀张作霖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大佐的推荐。

当时中国东北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日本的动态。当时的日本正受到巨大的人口压力,几个小小的海岛无法养活七千万左右的人口。日本军阀的目光首先是放在了在他们看来是“地广人稀”的中国东北。经过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日本战胜了满清和沙俄,在中国东北部得到了主要有以下七条的所谓“满洲权益”:

(1) 到1997年为止的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借权。

(2)到2002年为止的长春以南的“南满洲铁道”(即“满铁”)的经营权,包括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禁止铺设平行线路及支线等“有害满铁的线路”。

(3)到2007年为止的安奉铁道经营权。

(4)满蒙五条铁道的合资敷设权和两条相关铁道的受托经营权。

(5)矿山开采及森林采伐权。

(6)土地商租权、自由往来居住权以及工商营业权。

(7)铁道守备兵驻屯权(一公里铁道15名士兵,总共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名以内)。

这样中国东北事实上就成为了日本的半殖民地。但是这不是日本的终极战略目的,甚至都不是阶段战略目的,用当时《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大西斋在《支那的现状》里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是满蒙(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全土的三百一十分之一,只不过是相当围棋盘上的一颗黑子”,这种权益还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不仅在要求更多的权益,而且他们在梦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蒙问题”,说明白了,就是并吞中国东北。

其实日本军政两界对于中国东北的看法在一开始是有一定分歧的。日本陆军毫不掩饰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谓的满洲情结。早在1906年的“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就提议:“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但后来随着军部势力的日益增强,政府方面的发言力不断减弱,而且政府的方向也在不断修正,进入1920年代以后,所谓“满蒙生命线”理论已经成为日本的主流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30几篇社论叫做《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甚嚣尘上。

但是同时日本的这个“满蒙生命线”却在受到日益强大的挑战。苏联已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力有了大踏步的进步,远东地区的苏军对关东军已形成强大压力,美国则通过向张作霖提供武器的方法在试图打进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他们要收回被日本人抢去的那部分主权。整个地可以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危在旦夕。

在为了确保及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和如何对付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以后还是采取支持张作霖的做法。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参谋长的斋藤恒、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则根本不足为虑。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流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是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背着政府干的。总理田中义一奉天皇之命前去查办,受到了军部的坚决抵抗,结果在天皇的军部的夹板间走不了钢丝,辞职后不久便一命呜呼。

田中是死了,可河本们呢?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后来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仅仅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现役。没一人受到军法审判。河本被编入预备役时提出来的后继人选就是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认为只有这两个人才能解决“满蒙问题”。

石原莞尔准备怎么解决“满蒙问题”呢?

一上任,石原就提出了“北满现地战术”的参谋旅行方案。但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因为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而没有加以理会,到畑英太郎中将在1929年7月1日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这件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个畑英太郎就是甲级战犯元帅陆军大将畑俊六的哥哥。他刚到任,石原莞尔就和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一起去拜访了他,询问畑英太郎对于“满蒙问题”的看法。后来做到第18方面军中将参谋长的花谷正在《花谷手记》中回忆说畑英太郎非常感兴趣,三人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三人每周碰头,甚至连关东军当时军马不够,中国产的蒙古马是否能当作日军军用都研究到了,还找专家进行了确认。但是畑英太郎第二年5月死在了任上,后任是菱刈隆大将。菱刈隆干了三个月,又换了本庄繁中将来,老是换长官也给石原添麻烦,因为石原天生就不是善于和长官周旋的那一类人。要不然石原莞尔也不用像后来那样偷偷摸摸了。因为根据花谷正的回忆,他们已经计划得非常具体了,连关东军官兵要同时拥有日本和“满洲共和国”双重国籍都已经决定了。

畑英太郎就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主持从7月3日开始实施这个参谋旅行。在这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

这三篇在当时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纲要的东西,主要内容是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论据是以下三点:

1.为了解除国内的不安要素,需要对外进出。

2.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果断行动。

3.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

石原莞尔的这三点非常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日本军阀和军阀背后的财阀选择的就是战争,也只有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所有的侵略者都是为了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侵略战争的;值得注意的是和详细解释了的前两点根本不同的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除了这一句话之外,石原没有做任何说明。

因为他说明不了,这句话本身除了笑话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那年的二月份,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去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在长时间谈话以后,石原莞尔终于问出了他要问的话:“从历史上看,满蒙是支那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博士毫不含糊:“支那的”。

石原不死心:“不能说是日本的吗?日俄战争时为了保住那块土地,日本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丧气地说:“是这样?太遗憾了”。

内藤继续说了下去:“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领土。但是,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

石原在内藤博士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以后只好没头没尾地来了那么一句作为“理论基础”,好在关东军并不需要“理论基础”的支持,所以也没有人来追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石原自己觉得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在1940年在京都堀川高等女学校对东亚联盟学会的一次讲演中对这个问题追加了说明:“我尊敬的白柳秀湖先生主张高天原在现在的间岛省到吉林省一带。我们本来就是从满洲来的,满洲是我们北方民族的土地。汉族所到的只是锦州省到奉天省一带,因此满洲的一部分不是汉族的土地”。

当时已经是第十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的石原莞尔的这段话是完全痴人说梦的疯话了,但是却特有日本特色,把这里面出现的几个名词解释一下吧。

白柳秀湖是日本的一个通俗小说家;间岛省是当时伪满的一个省,大约是现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那个高天原呢,则是日本古代神话中天神居住的地方,说天皇就是从那儿来的,那地方在那里谁都不知道,光日本国内从东到西就有10来个不止,白柳秀湖只不过再想象一个罢了。作为文学想象,也许很有意思,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根据”来为“9.18事变”辩护,也只能说明石原莞尔的黔驴技穷了。

其实有没有“理论基础”对关东军不重要,他们要的是满洲,不要理论。因为当时的关东军也确实是焦头烂额了,就说那个“开拓团”的问题,就够关东军闹心的了。

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大约有20万人,成份十分复杂。“满洲”在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名词,是一块据说能够一获千金的宝地。几乎游手好闲的日本二流子都来了满洲,有大陆浪人,有鸦片贩子,当然也有被骗来“开拓”的普通日本农民。

由日本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满蒙开拓移民”是在“9.18事变”以后开始的。9.18以前,虽然有所谓“满蒙权益”一说,但从根本上说来,满洲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行政权力。而日本政府官员看到广袤的东北土地,一开始只是自说自话地认为可以用来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而糊里糊涂地被人花言巧语骗来了的农民的老二老三们,到了满洲以后才发现,土地虽多,但都是已经有了主人的,真正没主人的荒地则是开垦不出来的。这种骗局不仅仅限于中国东北,在中美洲、南美同样发生,只不过日本军队打不过太平洋,没有个“中美军”,要不然还会出来个“美洲国”都没准。你看海地的日本移民们到现在不还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吗?那可是战后的移民。

发现上当了的日本农民的怒火发向了欺骗了他们的浪人们,浪人们则去请关东军。

满洲浪人们的方法一般是这样:首先用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作主张地开沟修渠,有意挑起冲突。冲突发生以后,威逼利诱张家父子手下的官宪不闻不问,再出动关东军“维持秩序”,最后把中国人强行赶出家园。所谓“万宝山事件”和其他数不清的中日民间冲突全是这个模式,别看简单无赖,但相当有效。因为张学良忙于泡妞抽烟,这些事和他无关。而且张学良本人就在发行不兑换的“奉票”收购大豆,巧取豪夺,其实是在和日本人比赛谁更能盘剥中国农民罢了。谁更有能耐不知道,但起码张学良不会怎么太逊色。

不要觉得日本人的做法太无天理天良,就这样日本人还觉得这太麻烦呢。如果查阅那时候的资料能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从日本政府人士开始,包括关东军和大陆浪人在内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要放弃所谓“满蒙权益”。可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什么“良心发现”而要把掠夺来的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放弃“满蒙权益”的含义在于“满蒙权益”这个单词的存在就在提醒着世人:不管是什么来历,日本也只不过是在满洲拥有一些“特殊的权益”而已,满洲,不是日本人的。所以对于日本来说,进入30年代以后,已经是到了要消灭“满蒙权益”这个词汇的时候了,他们要直接占领满洲和内蒙古!

石原莞尔是个狂热的日莲宗信徒。这是日本的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宗派,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日莲宗的预言是会有一次“世界最终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会消灭除了日莲教以外的所有宗教,由日莲教来统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最终战争”的爆发的时候据说是在佛历两千五百年(1956年)。让石原莞尔来解释这件事,就是“文明的冲突”理论。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板垣征四郎对这种“理论”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这两年对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度日如年了,尤其是对于满洲的日本浪人来说。以“满洲青年联盟”为首的满洲浪人们对关东军迟迟不肯有所行动已经是怒火满腔了。这个名叫“满洲青年联盟”的右翼组织被不少人以为像日本本土的那些军部操纵的右翼组织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关东军的御用组织,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满洲青年联盟”成立于1928年,原来叫“满洲青年议会”,一开始只是一个在满洲的大陆浪人的一个民间组织,和关东军没有关系,反而其主要活动除了和现在的日本右翼团体有点相像的到处狂呼乱喊搞宣传之外,就是对关东军施加压力,迫使关东军在各地武装参与争斗。

最早提出应该取消“满蒙权益”的就是他们,他们认为“满蒙权益”已经成了包袱。关东军应该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把满洲变成“独立国家”。1931年5月“万宝山事件”以后,“满洲青年联盟”组织了大批律师回日本到处讲演,唤起日本舆论注意满洲问题。在他们的演讲中经常可以听到:“关东军的军刀是不是用竹子做的?”,“关东军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怎么拔军刀了”这样的挖苦关东军的话。

关东军受不了这种挖苦,一天以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为首的参谋部军官屈尊宴请青年联盟的干部们。酒足饭饱以后,青年联盟的干部们被请到了参谋部会议室来“听取意见”。

正当那些右翼分子们慷慨激昂地在演说的时候,角落里发出了一声哈欠:“啊……烦死了,不就是些要霸田抢地的陈词滥调吗?八嘎丫鲁,关东军又不是你们的保镖,凭什么帮你们去打群架?抢不到东西就不要出手,在这里哭哭啼啼也不怕丢人。”

青年联盟的小右翼们怔住了,在全国上下一片支持的气氛中,还没有人敢如此抢白他们的,这是谁啊?

站起来了一位面生的中佐:“你们口口声声要保护日本人的利益,说得那么慷慨激昂,其实和那些在街上坐了中国人黄包车不给钱还打人的混混们有什么区别?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和建议?”

被宠坏了的小右翼们不认识这位,房间里闪闪放光的将星又好几颗,他们还没有把这小中佐放在眼里呢。这时有人介绍说这是刚到任的作战参谋石原中佐,这时的小右翼们还不知道作战参谋是个什么玩意,长春支部长小泽开作就争辩上了:“我们有具体的主张,日本在主张既有的权益,而张学良则投向了中国国民党,妄图恢复失去的权益,我们和张学良之间是油和水的关系,调和不了”。

石原莞尔的脸上玩世不恭的微笑不见了,变得严肃了起来:“完全正确,继续说下去。”

小泽继续说了下去:“我们的主张是放弃满蒙权益,在满洲实现各民族协和,就是说,满蒙应该独立,可是……,”

不等小泽说完,石原打断了他:“关东军的军刀是竹子做的,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被石原当面点破,小泽也有点挂不住了:“这个……”

没理会小泽的窘迫,石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下去:“告诉你,对付张学良,竹刀就够了”。

小泽有点意外:“可是参谋阁下,听说奉军有二十万人,相比之下关东军只有一万人。二十比一,我们只是想提醒关东军要提高警惕而已。”

石原脸上又恢复了玩世不恭的微笑:“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是44万8千,拥有大量的捷克制机关枪和迫击炮,空军有六十多架飞机。而关东军现只有一万六百人兵力,两者相比不是二十比一,而是四十四比一,关东军确实只有竹刀,但是对付张学良不需要什么传家宝刀,竹刀就足够了。我是关东军作战参谋,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里我敢告诉你这么一句话:如果一旦有事,不要两天我就可以占领奉天!”

小泽被石原莞尔的魄力镇住了,目瞪口呆。

这个小泽开作就是国际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从此小泽开作就成了石原莞尔的崇拜者,甚至连小泽征尔的名字都来自板垣征四郎的“征”字和石原莞尔的“尔”字。后来在“9.18事变”时,驻满洲的日本外交机构受到外务省指示,禁止满洲的政府机关和在满国营企业支援关东军,小泽开作发动“满洲青年联盟”组织,为关东军提供情报、后勤和医疗支援,立下汗马功劳。

石原莞尔是做好了充分准备,除了具体作战方案以外。石原还和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太郎中佐、支那班班长根本博中佐、支那课课长重滕千秋大佐,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少将、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少将,人事局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大佐等沟通了消息。

当时只有10600人的关东军要面对的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除在平津一带展开的11万左右之外,留在奉天的奉军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构成人数上和火力上的绝对优势。为了弥补兵力上的差距,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

神田正种原来是参本俄罗斯班的,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呆过,号称“苏联通”。他到朝鲜军上任之后才知道朝鲜各地反日情绪极浓,日本人甚至不敢一个人出门。石原莞尔对他说这种风气是从满洲来的,不解决满蒙问题朝鲜就永远平静不下来。

一开始的朝鲜军司令官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中将,南次郎不敢擅自越境,一直到1930年12月林铣十郎上任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1931年5月,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时指出:“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几十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这样就把两门24公分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准备炮打北大营。这时候外务省听到了点风声,奉天日本领事馆官员没事老是来转悠,关东军只好以打井为名来掩护。

那两门重炮说是说24公分,但是是日俄战争史的东西,性能非常差,当时的关东军又没有炮兵,胡乱凑合着总算在9月10日一个螺丝不多地装了起来,但没有人会操作。首先瞄准怎么办?石原看了忍不住发笑:“八嘎,就鼻子到眼睛那么远,要瞄什么准?直接对着打就行了。性能不好?没人指望这两门大炮去打仗,拿来吓唬吓唬张学良足够了”。

计划在1931年9月28日晚上行动。

具体执行者是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中队长川岛大尉、小野大尉,第二十九联队的小岛少佐、名仓少佐和奉天宪兵队的三谷少佐。这几个人是花谷正们花大力气在奉天附近的关东军部队里找出来的。因为这件事必须严守秘密,口风一定要严。一般关东军军官可能不会主动说出去,但是日本人的脾气:三杯黄汤下肚,嘴里会吐出什么来谁也不知道。所以从中尉到少佐的军官一个一个被花谷正找来喝酒。观察此人喝醉了以后会不会信口开河,上面几个人就是这样筛选出来的“酒后不语”的“真君子”。

除了这几个现役军人之外,还有两个预备役军人参加,一个是后来号称“满洲野皇帝”的满影总裁甘粕正彦预备大尉,一个是后来是满洲国军中将的和田劲预备中尉。

具体的爆破由后来的第36师团少将参谋长今田新太郎少佐负责。因为他在进陆军大学校之前是工兵中尉,爆炸的行家。现在他在满洲干什么?说来有点丢少帅的人,当时他是后来的中将陆军次官当时是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助理。

他们的活动经费是从哪里来的?《花谷手记》里说得很清楚:“河本大作从内地(日本国内——俞天任注)源源不断的提供,使我们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自由。”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贩毒所得。

这动静闹得够大的了,有没有人知道?

说实在话,除了张学良之外没人不知道。张学良也只是在学鸵鸟——装不知道,怕真知道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眼不见为净,张少帅干脆躲到关内北京去,我把满洲让给你关东军总行了吧?

石原莞尔周围的那些大陆浪人几乎全是地痞流氓,别指望他们能保守住秘密,所以东北是只要会吃窝窝头就知道关东军在搞什么名堂。就连东京也知道了。

石原的盟友们到没有出卖他,泄露消息是一个想不到的人:花谷正少佐。花谷正不是在满洲到处请人喝酒来测试这个人是不是酒后不语吗?可他忘了测测自己是不是“真君子”了。8月份花谷正去东京出差,原宿温柔的下女们几杯酒一灌,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全坦白了。

花谷正去的料亭是要人去的料亭,这个消息就传到外相币原喜重郎耳朵里去了,币原告诉了首相若槻礼次郎。若槻找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来问,可这个南次郎是有名的什么都弄不明白的糊涂蛋,就是因为糊涂才被抬到陆军大臣的位置上,怎么可能说得清楚。若槻首相急了,说你一定要查清这件事。南次郎就来查了。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案》是怎么个态度呢?内阁的态度又是什么呢?首先连对美开战的确实日期都不肯通知内阁的军部当然不会把这个基本上是秘密的方案通知内阁,因为政府有可能反对。为了防止政府的反对,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1931年3月和大川周明策划了一次政变,也就是所谓“三月事件”,这次政变在冈村宁次和永田铁山的反对下流了产,反对的理由是冈村宁次认为在国内改造以前应该首先解决满蒙问题。所以在9.18事变以后桥本欣五郎立即又和大川周明策划了另一次未遂政变:10月事件。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军部”这个词。“军部”在谈到日本现代史的时候经常用,不少人以为和“日本军阀”或者“昭和军阀”是同义语,但其实有些区别。“军部”是日本军阀或者昭和军阀的代表,但“军部”这个字本身在当时确有明确的定义。军部是指“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部及军令部的作战部”,也就是特指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作战部这两个日本陆海军的指挥核心的。

从上可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包括其核心的作战部卷入9.18阴谋的人相当多。但陆军省、参谋本部作为一个整体,表面的正式见解是反对在中国大陆恶化事态。所以南次郎就找来了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来问话。建川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回了南次郎这么一句话:“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举事的可能性”。

靠,这不就是要闹事嘛,南次郎可真急了。当场逼着建川部长去满洲阻止关东军闹事。

建川本人就参与了这个计划,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其实建川刚从东京出发,桥本欣五郎就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说计划已经败露,建川美次已经上路到满洲来阻止了,要干就得在建川到来之前。

土肥原在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倒也不是有意在瞒他。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当时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现在的沈阳)的缘故。巧就巧在当时正好在东京出差,收到电报的是正好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的刚调到奉天特务机关当土肥原助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知道了这个消息。

9月15日,正陪着刚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要中止了,四个人面面相觑。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就这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提前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了。

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当天晚上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第二天生米已经作成了熟饭。于是今田就负责修改时间表,通知执行部队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长川岛大尉;板垣则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负责把他带到奉天,使其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无法和在旅顺的本庄繁联系;石原莞尔则守在本庄繁身边,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就这样建川稀里糊涂地被板垣带到了奉天交给了在月台上等着的花谷正。花谷正再把建川少将带到一家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为部长洗尘。建川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不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了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在妖娆的日本下女的伺候下开怀畅饮了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不复杂:“打蛇打七寸”。乘张学良不在奉天,打掉奉天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的越境增援。

但这只是对于东北军的,对于开战后会不会形成“国际干涉”的局面这一日本人最害怕的问题,石原莞尔的判断也十分准确:英美虽然不会满意日本在中国东北独大,但也不会直接插手,因为经过三十几年经营,东北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加上从反共的意识形态上来看,日本正式占有了东北以后在阻止苏联的南下这点实际上对英美有好处;苏联呢?石原判断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腾不出手来南进。加上头年的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极度恶化了和苏联的关系。被苏联人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蒋介石呢?正在练着的“剿共”活就够忙一阵的,加上按老蒋的为人,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肯定袖手旁观。

就是说,甲午战争以后逼着日本吐出辽东半岛的“三国干涉”是不会再有了。所以石原莞尔赌了这一把。

本来的作战方案是准备在9月28日晚上由和田劲带领身穿奉军军服的日本大陆浪人向奉天日本领事馆及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关东军以此为口实发动军事行动,一举拿下吉林省,占领长春,直下哈尔滨。

现在行动改变了,9月18日晚上九点钟,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在中队长川岛大尉的带领下沿铁路北上到五公里外的文官屯一带实行夜间演习。今田新太郎找来了炸药,交给了川岛。川岛向中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军曹交待了任务。

十点钟左右,中队到达文官屯西侧,在此兵分两路。小杉带领一个分队(班)12人继续向西穿过奉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防守的北大营到达柳条湖,其余兵力由河本中尉带领转向南行进。

10点20分,小杉军曹下达了爆破的命令。

听到爆炸音的川岛立即用电话向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及奉天特务机关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正在向我军发动进攻”。

川岛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阴谋,而他的上司岛本中佐则根本不知道,所以大吃一惊,立即用无线电向设在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司令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奉天的第一中队和抚顺的第二中队通报。

这时在文官屯一带的第三中队已经开始向南移动进攻北大营。

岛本中佐赶到奉天特务机关时,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官代理”的身份下达了“进攻北大营”的命令。

11点,设置在虎石台第三中队驻地里的两门24厘米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和奉天机场。

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正在洗澡的本庄繁接到电报后立即通知参谋长三宅光治带领高级军官们到司令部作战室集中。

事发突然,几乎全部军官穿的都是和服浴衣,空着双手。只有一人身配军刀,戎装整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当时其他人的想法是这个变态大概是从不洗澡的,所以换衣服快,后来才想到石原根本就是没换过衣服,有备而来的。

当时的议题是:怎么办?石原莞尔提出:“立即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关东军通常的作战计划是在奉天周围“集中”,没有“出动”这个字。“出动”的意思就是“开始战斗”。

当时的《大日本帝国陆军刑法》第35条规定:“司令官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处死刑”;第37条规定:“司令官无故擅权命令军队进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8条规定:“不等待命令而无故战斗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本庄司令官不敢轻易下命令——那是死罪,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政府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石原拿出了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其余参谋看到这个作战方案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么详细的作战方案已经有了,说明这事已非突然事件,石原有准备,反正这事有利于大日本帝国,枪毙又不枪毙自己,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于是一起支持石原。

凌晨两点,本庄繁同意了石原的方案,就加上了一条:“军事行动限制在宽城子以南”。此时,第29联队已经兵不血刃进入了奉天城。六点半,驻有一万二千人的北大营被已经得到从抚顺赶来的第二中队支援下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占领。日军全部兵力只有500人左右。

匆匆忙忙赶来“支援”的第二中队甚至没有完全武装,就只有中队长带了一把军刀!

四点45分,驻辽阳的第二师团和第16联队在多门二郎师团长的指挥下乘火车到达奉天,八点钟以后占领了奉天机场和兵工厂。

步兵第三旅团向宽城子发动了进攻,五点钟就缴获了东北军一炮未发的36门野炮和6门迫击炮。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在八点半,第四大队在10点整分别解除了驻守营口和凤凰城的东北军的武装。

三点半,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坐上火车,从旅顺前往奉天。到达奉天是19日中午,此时日军已全部占领了奉天。本庄繁下令第30联队前往长春增援。

这期间东北军完全没有有组织的抵抗。当时,在奉天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两人。在得知日军开始进攻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了交涉。日本领事的回答却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当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荣臻却到处找不到张学良。

“满洲王”张学良少帅究竟在哪里?

张学良在北京中和剧场看梅兰芳的京戏。由于联系不上张学良,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那天张学良看的戏目是:《宇宙锋》。剧情是秦二世胡亥见宠臣赵高之女艳容貌美,欲立为嫔妃。艳容既恨父亲卑鄙无耻,又恨二世荒淫无道,断然拒绝,假装疯癫,以抗强暴的故事。

张学良和胡亥一样,都是二世而亡。是偶然,还是巧合?

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净光锃亮,应该说是极其困难的,没有特异功能是做不到的。要知道无论是在80年以前的世界还是在今天的世界,具备以上数字的国家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不知道张少帅的这种“壮举”是不是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当然是败家的世界纪录,如果没有也太可惜了。

张学良在六十年后回答日本NHK记者的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那时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干。我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下达抵抗的命令。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我的看法是,日本的做法不仅仅是对中国的不幸,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对日本也没有好处,所以日本人是不应该那么做的。国人批判我是‘不抵抗将军’,我不承认,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能识破日本人的阴谋。我当时的判断是日本人挑起战争对他们没有好处,如果我知道他们是存心挑起战争,我肯定会抵抗的”。

以上是不是真心话,不得而知。只能问张少帅的良心,但大家知道的只是张学良终生无颜见东北父老。

应该是所谓“良心未泯”也。

石原莞尔曾经夸下海口说两天之内平定奉天,9月18日深夜到9月19日凌晨实际上就在奉天和长春有过战斗,实际上没有超过12小时。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道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没有同意这个方案,起码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石原和板垣走得太快太远了。10月18日,参谋本部派出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作战课长今村均大佐来满洲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和板垣心知肚明:他们是已经犯下了死罪的罪犯,但却不是宪兵来逮捕他们,而是陆军中央的核心人物来哀求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陆军中央其实同意或者默认了他们的做法。所以,对今井均大佐根本就没有好脸色。

板垣说:“箭已经发出去了,现在没有任何办法。”石原莞尔则更不给面子:“中央要是胆小的话,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全满洲”,把今井均们吓得哑口无言。

战斗一直在东北继续。9月21日,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降日,第2师团占领吉林。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又以12架轰炸机轰炸了锦州。这12架飞机里面是八八式侦察机六架,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五架20天前刚刚从张学良那儿收缴来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在锦州观望的张学良吓进了关内。

石原返航后,有人问他:“你轰炸了锦州?”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轰炸”,就是把炸弹扔了下去。我炸的不是张学良,炸的是外务省的不扩大政策和国联的理事会。”

10月中旬,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炸毁嫩江铁桥,进行了真正的抵抗,关东军于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最后在9.18开始半年后的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

关于这个“爱国将军”张学良少帅还得再交待几句。

张学良的五十万东北军未作任何抵抗,让出了东北。张学良本人则是连他老爷子张作霖的尸首都不要了,后来还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帮他下的葬。也不要说张学良一无遗憾,他对东北视之如粪土,唯有一件事耿耿于怀:他的金银珠宝。

1931年12月,张学良向日本首相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关东军扣押的私人财物,在信中还先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落到关东军手里的财物还想讨回也只能说张少帅的弱智了。这封信已经被军部察知,结果张学良的钱没有回来,军部主谋的5.15事件,暗杀犬养毅首相的理由之一就是“和张学良交通,接受张学良的贿赂”。可以说张学良也是暗杀犬养毅的间接凶手。

这就是张学良,在他那儿没有比金钱女人和鸦片更加重要的东西。

从9.18开始,张学良唯一一次认真地想过抵抗的就只有热河抗战一次。为什么,难道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二流子大烟鬼也要抗日了?对,正因为是大烟鬼这次才要抗日,关东军进攻热河表面的理由是热河也是满洲的一部分,其实是要和张学良争夺热河的鸦片!张学良的财源大部来自热河的鸦片,而关东军也看中了这口肥肉。板垣征四郎从武汉时候开始就染指鸦片,土肥原贤二后来是坐上了“华北鸦片王”的宝座。当时满洲的很大一部分鸦片生意就操纵在甘粕正彦的手里。

鸦片的诱惑,是关东军参谋们丧心病狂地犯上作乱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因素,这点在中国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关东军进攻热河时,后来也是甲级战犯的当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曾特地下命令关东军在野外作战时要“加倍注意,不准践踏耕地”,关东军什么时候学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不是,那是让千万不要踩坏了罂粟,那可是白花花的现大洋。

丢了热河,张学良才最后丢了命根子。没有了鸦片抽,没有了鸦片卖,一个败了家的二流子,一个以全副身家资助关东军的民族罪人,就只能灰溜溜地下野了。

而石原莞尔成功了,张学良成就了石原莞尔的名声。日本陆军没有亏待这个一贯的“边缘人”,现在,石原莞尔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英雄,是大日本帝国的英雄。1932年8月,石原莞尔晋升大佐,10月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去日内瓦参加国联代表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日本宣布退出国联,把自己放在了世界公敌的位置。

1933年8月,石原莞尔任命为第4联队联队长,两年的1935年8月后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36年6月任战争指导课课长,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

石原莞尔,站在了他人生的顶点。

末日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策划“满洲事变”,即使按当时日本军法也是按律当斩的罪行。可是这两个按律当斩的罪人又怎么样了呢?

板垣征四郎大佐在1932年8月晋升为少将,并在1934年12月接替冈村宁次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并在1936年3月接替西尾寿造出任参谋长,从此乘上了上升气流,一直做到陆军大臣。石原莞尔中佐在1932年8月晋升为大佐,10月作为后来也是甲级战犯的松冈洋佑的随员赴日内瓦参加国联有关讨论中国提出日本侵略行为的会议。石原和日本外交从过去到当时以及后来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次的随员任命,其实既是一次对石原莞尔的嘉奖,也作为对欧美各国的对日批判的一次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满洲国”,我就特地把制造事变的本人派到你们那儿去,看你们能把堂堂“大日本帝国”怎么样!果然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他要自绝于国际社会,在不归路上走到底。

参加国联会议回来以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第四联队联队长。联队长在日军中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要想爬上将军,首先得有联队长的经历,果然1935年10月,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按照日军惯例,陆大前五名毕业生就是应该在军部核心中的核心——参本作战部供职的。但石原莞尔是个另类,不能以常例衡量,他那也不知道是张狂还是变态的脾气几乎使所有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对他都敬而远之。甚至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石原君的周围除了流氓和黑社会之外,就没有正常人”。所以堂堂陆大次席毕业生,除了刚开始在教育总监部当过几个月的校稿员之外,居然没有进过任何陆军中央衙门,一直是边缘人。

这次的调动有点论功行赏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并不多。因为看起来好像石原莞尔立下大功,成了英雄,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私下里非常讨厌石原。这点与石原的为人处事很有关系,日本人喜欢拉帮结派,当时皇道派和统制派斗的正酣,双方都想让“国民英雄”石原入伙,可石原哪儿都不去。皇道派的大哥大真崎甚三郎以大将之身屈尊对当时还是以小小中佐的石原莞尔说:“石原君,你可真了不起。就是一个小小的中佐,居然定期调动晚了一个星期,这是不知道把你该放在哪儿,你现在是大人物了。”

石原回答是:“陆军军官的人事调动由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决定,不是我石原能够议论的东西”。

石原就是这么地不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留一点面子,这也是后来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次石原之所以能够进陆军中央,是因为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的大力举荐。永田铁山当时是统制派的头,首先是想把这个国民英雄拉过来,其次也看中了石原莞尔的“行动能力”。石原也正好还想大干一把,把他那个“最终战争论”付诸实现,现在给出的位置是陆军里面权力最大的作战课长,岂有不从之理?但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那天,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用刀砍死,据说是因为永田罢了真崎甚三郎大将的教育总监的官很愤怒。

永田是死了,石原照样上任。一上任就给参谋次长杉山元上书表示:“(苏联)远东空军的兵力增强和西伯利亚铁道的能力向上是我军在有事之时集结由于敌军的兵力的机会正在不断失去,当下首要任务是在大陆集结所要的兵力”。

年底又主持起草了一个《现下国策的要点》的文件。它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军部应该强制国家以全部能力使飞机工业能够飞速发展,迅速解决燃料问题”。这个文件可以说是日本军部绑架政府的宣言书,在此之前的军人只是需要飞机大炮,从来没有把制造飞机大炮看成是自己的事,而石原的手却直接伸到了国家产业政策。

苏联当时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钢铁产量在1929年已经恢复到了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预计能够达到年产1772万吨的水平,是沙皇时代的三倍半。而日本的钢铁产量在9.18事变的1931年是166万吨,在石原进入参谋本部的1935年是年产444万吨,只是苏联的四分之一。

按照石原的计算,苏日军队实力的对比是步兵为10:3,空军是10:2.3,因此如何对付苏联是石原的首要问题。石原找来了在满洲时认识的宫崎正义搞了个有点像思想库样的机关叫做“日满财政问题研究会”,也被人称作宫崎机关,搞了个“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基本上是失败了,但这是日本一直延续到战后的政府统制经济的第一步。

战后被麦克阿瑟判了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日美开战时的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当时是大藏省的审计局长,在听了石原莞尔的计划后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石原的回答是:“我是军人,不懂财政。明治天皇教导我们军人不可为舆论所惑,不可与政治干系,要尽本分。财政情形如何,你们有什么困难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是要求国防所需要的东西。如果高桥是清大藏大臣做不到,那请做得到的人来当大藏大臣。国防政府的职责就是应该使军人不考虑作战以外的任何事情。”

这叫“不可与政治干系”?这纯粹是一种要挟或恐吓。

果然,第二年的1936年初就发生了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的“2.26事件”。

石原不属于任何派系,2.26事件与他倒没有关系。他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半道上还捎带着救了个一个人。

救了谁?9.18事变时的盟友,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预备役大佐。桥本欣五郎倒没有参加2.26事件的策划,他也不是什么皇道派。但此人天生喜欢政变,为了配合9.18的三月事变和十月事变都没有成功,本人也刚刚被解除禁闭,开除了现役。但一看见这事又兴奋起来了,在那儿跟着拼命掺和。可是被路过的石原莞尔拖了回来,要不然也不用等到东京审判,没两天清算2.26时一准轻饶不了。撕拉撕拉地也不一定。

当时的海军立场非常坚定,因为生死不明的总理大臣冈田海军大将是娘家人,拉出军舰装上陆战队就要干,可陆军则昏头昏脑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昭和天皇发了火,扬言要亲自带兵去镇压才出了兵。(2.26事件时生死不明的总理大臣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和因为长相和其十分相像而被叛乱军错杀了的秘书,妹夫松尾传藏陆军大佐。这个松尾大佐就是以后要写的濑岛龙三中佐的老丈人)

石原莞尔在立即被任命为警备参谋,整个被叛乱军占领了的参谋本部里面几乎就他一个人在按时上班。其实第一天石原也没有在准备镇压,因为石原觉得谁在闹什么也和他没关系,他还是在搞他的“产业五年计划”,叛乱军发现还有人在上班,派了人来准备“撕了撕了”这个人,谁知道派来的人发现是同一个日莲宗道场的石原莞尔大佐,收起手枪,向石原鞠了一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一生的光荣,请大佐加油”,一个向后转,走了。

石原在那时候的日本陆军,就是这么一个半人半神的妖怪了。

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石原莞尔又出任了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指挥严厉镇压。

后来“2.26事件”被镇压了下去,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虽然不是统制派,但是在事变中表现不错,立场坚定的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19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1937年1月广田内阁垮台,天皇让陆军元老宇垣一成大将组阁,就是说“大命”降下来了。可是石原等所谓“军内革新派”就是看这个元老不顺眼,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当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一次“宇垣军缩”,裁过一次军,一下子裁掉了四个师团十六个联队。你说如果宇垣要是当了总理,石原那个倒霉的五年计划还能指望?所以石原拼了命也不能让宇垣一成出任总理。

天皇都已经下了“大命”了,石原莞尔还有能耐让天皇收回成命?能,他只要逼得宇垣向天皇请辞就行了。日本有一条“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规定陆军海军两大臣必须有现役军人担任。这条规定是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老祖师爷山县有朋在1900年规定下来的,后来1913年的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算是把“现役”两个字去掉了,就是说虽然实际上出任这两个大臣职位的全是现役军人,但在理论上预备役军人也是可以担任的,所以刚刚下台的广田内阁又把“现役”这两个字给加上去了。

这两个字就那么重要?回答是很重要,有了一个现役的限定,只要军部愿意,随时可以让内阁垮台,或是组阁流产,方法就是不出人当大臣,要知道日本当时是统帅权独立,军人就只听他的上官,政府管他不着。1911年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就是由于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中将的突然辞职而垮台的。这次石原莞尔串通了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人参加内阁。宇垣一成只好乖乖地去向天皇辞组阁的差事,什么天皇陛下,看起来不如石原大佐阁下。

宇垣组阁失败,由那个原来有点倾向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来组阁。石原莞尔本身没有派别,皇道派统制派什么的对他意义不大,再加上满洲事变时如果没有“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的全力支持,石原莞尔是不是有那个勇气赌一博也只有石原本人才知道,所以石原没反对林铣十郎出来组阁。当然林铣十郎也不是傻瓜,他知道什么人有实力。在选定内阁人员选定时林铣十郎大将很谦虚认真地去征求了石原莞尔大佐的意见。石原的方案是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官)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石原是所谓“行动派”,一当上作战部长以后甚至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新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仅限于对具体战案所行使的动员和编制机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使之具备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指导”机能。这样的改组以后,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石原部长成为了实际上的参谋次长(当时的参谋总长是皇族闲宫院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际行使权力的是参谋次长)。

石原又重新主持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应该说,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起码从现实的工业生产和军事兵器实力来说,立即和苏联交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石原看来,苏联南下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满洲、内蒙和新疆。但是因为地理的因素,苏联人肯定会放弃后两条而选择满洲,所以要北极熊打消南下的念头,首先就要经营好满洲国。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只要不和英美翻脸,石原认为英美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正好为英美消除了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也就是说: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石原莞尔其实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他的想法也成天在变。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脚手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就是说石原莞尔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反战人士”,他只是主张为了将来的战争而约束现在的战斗罢了。

看起来为了准备“和美国的最终文明战争”,石原莞尔似乎准备暂时在满洲委屈下去了。

但是皇军可不止只有一个参谋,石原莞尔想的是不是别的参谋们想的这就要知道了。当时围绕着石原莞尔有个被称为“满洲派”的团伙,主要成员是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的矶谷廉介少将、军务局满洲班长的片仓衷少佐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今田新太郎少佐这几个军人和几个满洲浪人。这个集团本身就人让人觉得可疑:几个军人全是从满洲发的家,没有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出身的精英阶层,更没有中央政府各省的精英支持和参与,所以从石原的失败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注定了的。

1936年秋天,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和田中在一起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

这中间还出了这么档子事,“绥远事变”的时候,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11月20日飞到现场想阻止,被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对啊,没有什么不对的。天下难道有上车就关门的道理?只许你石原莞尔披将星当部长,别人升官发财的想念就不成?

始作俑者,乃石原莞尔本人。所以他的战略构思无法推行是注定了的。

石原升任作战部部长是1937年3月,接任他留下来的作战课课长职位的不是别人,就是几个月之前讽刺他的武藤章大佐,与此同时新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是田中新一大佐。

四个月以后的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不少日本人喜欢探讨所谓“卢沟桥事变的真相”,研究是谁开的第一枪。除了日本人的严谨习性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悔不当初”的感情。冈村宁次有一句话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热的由来:“《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愿去想:卢沟桥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卢沟桥事变反映出来的当时中日关系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则是必然的。在华北大地上已经铺满了干柴,随便的一点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个的个人也好都极为好战。在军部和不良媒体的宣传下“惩膺暴支”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主流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除了是“暴支”之外,还是“弱支”,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弱国,都不存在“战斗”的问题。

反过来看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大多数地方军阀,他们也渴望战斗。但这不是一种能用“好战”来解释的情绪,这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中国弱,很弱,同样的战斗,中国要比日本付出更大的多的代价和牺牲,但中华民族在当时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资格,战争是被强加了在他们头上的。作为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体个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战斗,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

所以在“7.7事件”发生以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1.同时动员15个师团。

2.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3.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4.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和5.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这些后果不利于他的“最终全面战争”,所以石原主张就地谈判,不扩大事态。石原的主张得到了一些支持,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就是说日本陆军军部作为一个组织一开始还是不主张扩大事态的。但是不扩大派其实就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和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这么数得出来的几个人,其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成员几乎全是主战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为首,加上军务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这两个身居要职的主战派。

挑起事端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当时正病入膏肓(后来于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和作战参谋池田纯久中佐倒是主张慎重行事,不可扩大事态。但关东军和朝鲜军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陆军中央,要求“决断”。关东军的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就干脆跑去了天津督战,生怕打不起来。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向内阁提出动员三个师团的提议被否决,但是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其实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的缺点,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在日本人中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十五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十五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从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实际上石原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经验,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在被后起的石原莞尔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所以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除了这些心理和个人经历上的原因以外,石原的警告没有引起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中日全面战争既已爆发,主张不战,引人生气的石原莞尔就没有必要还留在陆军中央了。1937年9月石原即调任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这其实是他的盟友,前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动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力为已经是四面楚歌的石原莞尔所能够找到的最好位置了:石原莞尔当时是少将军衔,不够当师团长,找个旅团长给他当又太委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当参谋长,不如回关东军,那儿到底是石原莞尔发迹的地方。

可是板垣征四郎忘记了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是小心眼的东条英机中将,从石原莞尔的个性来看,重回关东军其实是个最差的选择。

石原莞尔自认为是“满洲国的建国之父”,他是为了准备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而建立这个“满洲国”的,他要把这个“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后方基地。可是对东条英机来说,所谓“满洲国”就只是三个汉字而已,在东条英机看来石原莞尔的那一套和赤化言论没什么两样,事实上在东条英机当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时候就已经抓过不少石原莞尔的哥儿们。

这就决定了俩人的不和。

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两个人翻脸的过程挺有意思,如果把伪满比作一个二奶的话,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就是先后的老板。东条虽然和石原见解不同,但由于两人从没共过事,也谈不上从一开始东条英机就在打击石原莞尔,相反在石原到任之后,东条英机立即把所有有关军事的事项移交给了石原莞尔。但石原要的不是这个,石原要的是对“满洲国”的政治控制权,而东条英机不肯放弃的恰恰就是这个权力。所谓“满洲国”已经成了东条英机的私人天下。当时伪满有一个“二KI三SUKE”的说法,是指实际上在操纵伪满的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星野直树(“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松冈洋佑(满铁总裁)、鲇川美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现在的日产(尼桑)公司和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和岸信介(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这五个人,前两个的名字最后一个读音是“KI”,后三个人名字的最后读音是“SUKE”,所以有这个说法。前三个是上了审判台的甲级战犯,后两个也在巢鸭监狱住了一阵。

在东条英机看来,星野直树、松冈洋佑和岸信介都是精英官僚,比石原莞尔周围聚集的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要强多了,怎么可能再让石原莞尔来插手。可是石原莞尔一来是自认“满洲国”是他“亲手缔造”的,二来又看不起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的在校成绩不如石原莞尔,而没有注意东条是比他在陆军士官学校高四期的前辈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很重要的事实。

一次岸信介找东条英机来讨论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石原莞尔也自说自话地来参加了。这边岸信介刚刚汇报完,石原就大大咧咧地作总结了:“不错,就这样定了,那个人是宪兵(指坐在边上的东条英机),他懂什么合作社,就这样就行了”,弄得东条只能苦笑。

后来成了甲级战犯的大川周明是石原莞尔的同乡,到满洲出差时先来看望石原莞尔,说完话以后顺便问了一句:“东条参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得去和他问个好。”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噢,那个东条上等兵啊,就在对面”(当着当着就成这样了)。

应该说如果不看石原和东条争执的内容而仅仅从表面来看的话,失礼的是石原莞尔,不管怎么说东条英机是他的长官,尤其在军队这种靠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才能赖之以存在的团体中,石原莞尔的举动是有悖常识的。但由于石原一贯的为人,大家倒也不觉得新鲜,问题是东条有没有那么大的度量了。

东条是那种心机很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对石原虽然十分不满,但绝不像石原那样表露出来,而是用他最拿手的方法:使用宪兵来解决问题。当然即使是东条也还没有办法在那时侯就公然使用宪兵来监视关东军参谋次长,但是和石原来往密切的人都受到了宪兵的关照,就连石原本人寄给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信,从新京(长春)到东京居然走了40多天。

在东条这边看来,石原对他本人的态度是问题,对东条太太胜子的花钱问题不依不饶的追究当然也是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怎么看石原怎么像赤化分子,所以对石原必须充分注意。

其实这是东条英机由于争权夺利太激烈了以后产生的一种幻觉。在满洲国的作用问题上东条和石原有分歧,但在满洲国的具体运营上两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石原莞尔和赤化分子是八竿子打不着。两个人都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参谋出身,思维前提是一致的——都是军国主义的思维。两人都是靠关东军在运营着满洲国,甚至连关东军主管满洲国事务的人都没有变过,都是片仓衷,只不过从片仓衷大尉成了片仓衷中佐罢了,两人的冲突主要在对那个“协和会”的看法上面。

协和会的来历和石原莞尔密切相关。9.18事变以后在石原莞尔的指示下山口重次和小则开作把原来自发的“满洲青年联盟”解散而代之以关东军资助的“协和党”,板垣征四郎参谋长亲批了两万大洋的第一笔经费。石原莞尔不信任政党,认为所有政党到最后都会被财阀收买而不利于军部的统治,所以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代表军部的“政党”。

但这个“协和党法”一直也不见发布,当时还只是中佐的石原莞尔喊来了“满洲国总务长官”驹井德三问清了原委后吓了一跳,不发布的理由是溥仪不同意。

石原莞尔可真昏过去了:“溥仪是什么东西?他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驹井德三无可奈何:“道理是这样,但名义上怎么着他是‘满洲国执政’,他不同意也没办法。”

这激起了石原莞尔的好奇心:“溥仪为什么不同意成立协和党?”

驹井德三也是哭笑不得:“溥仪反对‘党’的称呼,他原来就是被革命党赶下皇位的,所以对‘党’这个字过敏,什么都行,就不能党”。

所以从此以后就叫“协和会”,不叫“协和党”。那可能是溥仪对日本人唯一说过的一个“不”字吧。

在对政党的看法上,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完全一样。东条英机也是支持近卫内阁解散全部政党而代之以“大政翼赞会”的主张的。但和一直在感激协和会在满洲事变帮了关东军大忙的石原莞尔不同,东条英机觉得那就是一伙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尔那样的流氓才会和他们情投意合。东条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协和会是比共产党更加危险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石原这个协和会后台还一直在企图通过北京大学教授鲍明铃想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取得联系以便打开日蒋谈判的路子。

对于石原莞尔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东条英机一个人,所以在1938年5月东条英机走马上任陆军次官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这个职务由石原莞尔代理了半个月,但最后不是像不少人所猜想或担心的那样由石原莞尔接任,而是由和东条英机私交甚厚的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来接任,因为对日本陆军来说,石原莞尔已经没有用了。

1938年6月,石原莞尔向新上任的参谋长矶谷廉介提出了包括加强协和会,约束日本人官吏和废除关东军第四课(就是那个片仓衷中佐为课长的主管满洲国事务的部门)这三个构想的改革方案,矶谷参谋长的回答十分明快:“不赞成这个构想,这是个理想的方案,但是立即实行只会引起大混乱。现在不是做诗的时候,解决国家之间的问题靠的是力量,可能在遥远的将来会变得象你所说的那样,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东条也是这么说的。

这样,剩给石原莞尔的选择就只有请辞了,可是这个石原莞尔却来了个不请而辞。8月15日,因为不喝酒所以开宴会时经常托故不到的石原莞尔居然请了小泽开作他们几个人来喝酒,第二天脱下了军装换上和服留下了一封辞职报告就转道朝鲜罗津回日本了。

这又是一个爆炸性新闻,或者说是丑闻。突然辞职走人不要说是一个少将参谋次长,就是个民间企业的管理人员也不能这么随便行事,为了保护昔日的盟友,也为了把这件事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只好强迫石原莞尔住进东大附属医院,对外宣布石原少将由于膀胱疾病而回日本进行治疗。当闻知此事的人赶到医院去探望石原莞尔时,看到的却是一个精神抖擞的石原莞尔在逢人就说:“我没病,就是那个倒霉的板垣大臣把我硬弄到这里来的”。

估计东条次官可能在想:“我还想把你弄到精神病院去呢”。

1938年12月5日,石原莞尔被新任命为舞鹤要塞司令。要塞司令是个闲职中的闲职,倒是有座办公楼,但是一个兵没有。本来嘛,“要塞”是为了准备敌人进攻用的,现在没有敌人攻过来,可不就是废物一个吗。

说来有趣,石原的这个职务是板垣征四郎任命的。而原来石原莞尔对他这位盟友的评论是:“板垣人太笨,如果不是投机满洲事变,大概没几年就该去做东京要塞司令了”,现实却是这位已经被他宣判了要塞司令命运的人却以陆军大臣的身份来任命他做要塞司令,而且还是档次比东京要塞还要低的舞鹤要塞。

任命发表十天后的12月15日,东京宪兵队袭击了麻布的“满洲国大使馆”,把在那里边的协和会东京事务所人员一网打尽,关在了宪兵队的地下室,罪名是“乱军”。其实在石原回日本时,东条英机与其心腹,东京宪兵队长加藤泊次郎大佐和特高课长大谷敏二郎少佐就提出要以“违反军纪,临阵逃脱”的罪名处分石原莞尔。但是板垣陆相不同意,吵了半天以后板垣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石原莞尔住院,东条英机也调去当陆军航空总监去了。

所以这是在石原莞尔离开东京以后,加藤大佐来报仇来了。有板垣在,动不了石原本人,但抓几个石原的追随者总是可以的。

石原莞尔当了要塞司令以后成天招待新闻记者。宣传他的“东亚联盟”理论是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这里的景色多好,但是是军事禁区,禁止摄影。却又开放参观,参观不让摄影太煞风景了,你们记者多拍几张照片,也算我当了一任要塞司令”。

顺便谈谈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理论。这个理论在谈到石原莞尔时经常被谈到,有时候被称道的神乎其神,这个理论到底是个什么理论呢?7.7事变以后,日中进入了全面战争,无可奈何地面对着他的“最后战争理论”的破产,石原莞尔写了一篇名为《支那事变解决的根本策》,想提出一个在已经坏死的肢体上抹烂膏药的的方法,内容主要有三点:

1.日中互相尊重。

2.经济一体化。

3.日满中组成亚洲的共同防御。

先不要谈这三点在当时只是石原莞尔的一种幻想,就这种幻想在1938年1月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以后也完全破灭了。但是一部分石原的信徒对这种理论很有兴趣,战后当过田中角荣内阁的建设大臣的木村武雄当时是众议员,他领了几个人在赤坂的溜池结了一间房间就挂了一块牌子叫做“东亚联盟协会”开了张。1940年底木村还带了18名国会议员组成了一个“东亚联盟促进议员联盟”跑到中国大陆来活动企图打倒东条内阁,结果被南京的总军作战参谋们拿着军刀找上门来:“我们在天皇陛下的命令下打仗,有什么可反省的”,要把他们全部撕拉撕拉地,后来是板垣总参谋长看在石原莞尔的份上才算饶了这帮议员,让他们活着回了日本。

这些议员中有一位就是1919年在北京发表著名的“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讲话后来1960年被右翼分子刺杀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

这个东亚联盟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在思想上受石原莞尔指挥的基本颜色是反东条的一个组织。战后辻政信接过了这个组织的信条再改成“自卫中立”的口号又开始热闹过一阵,甚至后来的左翼学生运动中在著名的“日本赤军”的精神信条中都可以找到受东亚联盟影响的痕迹,这也可以解释劫持“淀号”飞机的学生领袖们为什么要指定平壤作为避难地的理由。

要塞司令还有一个日常工作就是吊孝。中国大陆战场的战事越来越激烈,侵华日军的死亡人数也越来越多,各地成天就举行些“慰灵祭”什么的活动来迎接骨灰。要塞司令官作为地方军事长官,所有这样的活动都要参加。石原也就成天跑来跑去,拿着副官写好的堆满了“勇敢战斗”、“赫赫武功”的八股文章照着念,倒也闲不下来。

八个月以后的1939年8月,石原莞尔晋升为中将,调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长。看起来已经走到了终点的石原莞尔这次起死回生,重返师团长的要职,是即将去南京就任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送给他这位盟友做的最后一件礼物。

可是这件礼物对石原莞尔已经没有意义了。石原莞尔已经厌倦了这支军队,厌倦了这场由他本人打起来的战争。特别是只有像石原这样的高级军官才能看到的阴暗面更是让人恶心。

战争越来越激烈,军费也成了天文数字。国家预算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得发动老百姓捐献才能过日子了。各个地方,公司捐钱买坦克飞机,然后用这个地方或公司的名字命名,交给军部。京都有个著名的欢乐街叫宫川町,宫川町的女人们也爱国心切,捐出来了两辆坦克,命名仪式和捐献仪式在京都的深草练兵场举行,作为京都师团的师团长,石原莞尔当然得参加。

练兵场上挤满了这些一般在白天看不到的女人们,最讨厌这种官僚仪式的石原莞尔今天也没有像在这种场合那样拉着一张扑克牌脸,而是带着一脸很阳光的笑。酒色财气,石原莞尔是隔一样爱一样:石原不喝酒不贪财,但特别喜欢逛花街淘闲气。当年在陆军大学校时,石原每个月发了工资都是原封不动的提到欢乐街,当着姑娘们的面打开来,留下自己的伙食费以后,让姑娘们自己去分的。这次京都欢场大聚会,石原能不来吗?

可是石原师团长一看到那两辆漆得锃亮的坦克笑容就凝固了,他认出来了那就是扔在仓库里报废了的两辆坦克,重新漆了一遍给拉到这里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手下赶紧报告说:“买坦克的钱是收了,可是有更加要紧的用途要用,这儿就是做个样子。”

石原不能接受这个理由:“这不是在骗那些可怜的女人嘛。”

手下还在找理由:“也不能那么说,军队需要的也不光是坦克。从大局出发,把钱用到更加重要的地方也是应该的”。

石原忍不住了:“胡说八道,怎么可以这么干,那可是那些姑娘们的裤裆里出来的钱。那钱肯定又是作为了什么机密费被哪个八嘎牙鲁拿去喝酒去了,甚至这些可怜的女人从裤裆里省出来的钱又被塞回了裤裆都没准”,说完气哼哼地就走了。留下了京都的欢场姑娘陪着两辆假坦克发愣。

一次,天皇到关西视察,石原莞尔奉命陪同。也不知道石原到底是从哪儿找来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哼哼唧唧地混在一串高级车里特别显眼。《大阪新闻》的记者中所丰问石原师团长:“为什么要乘这么破烂的汽车,关系到师团长的脸面呀”。

石原的回答是:“天皇巡幸与军事无关,师团长的汽车只能用于军事目的,军事目的以外的行动不能使用师团长的汽车,所以才找了一辆已经报废了的汽车。”

又有一天,石原在京都大学讲演时让听众胆战心惊:“敌人不是支那人,敌人也不是美国人。敌人是日本人。正是那些被自己的野心和功名心驱使,拿着武器的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之辈才是日本的敌人,他们是世界的敌人,他们全都应该枪毙。”

正好在场的京都府知事赤松小寅吓得面无人色,赶紧站起来说:“这句话就是在这里说说,大家出去以后不要乱传”。

石原莞尔毫不在乎:“没关系,我的意见就是要公布天下,让大家来批判的”。

这种公开地对军部头目的挑战,东条英机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一天,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给钟纺株式会社的津田社长写信,警告钟纺不得再在经济上支持东亚联盟运动,同时透露说东亚联盟的思想领袖,第十六师团长石原莞尔即将被解职编入预备役。

1941年2月,陆军省人事局长野田谦吾少将带着三月份人事变动的草案特地飞往南京征求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意见。向驻外将领征求对于陆军中央的人事方案的意见是很罕见的,板垣马上知道了野田的来意:“是不是要裁掉石原?”

野田没有直接回答:“阁下也可以放下一个包袱了”。

板垣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并不是这么回事哟”。

野田好像看见坂垣转过身去擦了一下眼睛。

3月1日,石原莞尔中将被编入预备役。

退役后的石原莞尔受立命馆大学中川小十郎校长的邀请,在立命馆大学讲授《国防学》,同时创立了“立命馆大学国防研究所”,把他过去的讲演,笔记整理为《战争史大观》和《国体国防论》出版。结果是两本书被禁止发行,而且立命馆大学也受到压力,被要求停止聘请石原莞尔。

结果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的1941年9月,石原莞尔回到了他的故乡山形县的鹤岗。在东条英机派来的宪兵的监视下,继续搞他的“东亚同盟”,发表反东条言论。因为“满洲事变的英雄”和“前陆军中将”这两顶光环,宪兵们除了监视之外,也不敢直接对石原莞尔有什么不恭敬的行为。

1941年12月8日,东条内阁开始了太平洋战争。石原莞尔的评论是:“如果说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的话,英美实际上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这种差异只能用战略来弥补,而不能用什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口号来弥补。在战略上除了寻找敌方的弱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我方所拥有的条件、战法、战士、特定兵器及其他战争手段的优点,只有依靠这些优点才能扩大敌人的弱点。军当局在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完成的现在提出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这个战争计划必须包含必要的生产增强数量和实行的手段方法及其可能性。”

但是这时候已经不可能有人听得进石原的话了。

石原再次被人想起来是在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失败以后,瓜达卡纳尔岛战役开始之前,那时昭和天皇的弟弟,海军大佐高松宫宣仁亲王征求过石原的意见,石原是这样回答的:

“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了,我军的作战已经超越了攻击停止点了。有一条原则是战斗力和从根据地到战场的距离的乘方成反比,进行持久战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确定攻击停止点。但是从支那事变到这次战争,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点。东条打的这场战争完全是在胡闹,世界上怎么会有往肯定会失败的战场上派兵的傻瓜?”

那么怎么办呢?石原是这么建议的:

“现代战争在没有制空权的地方不可能得到制海权,制空权既然已经落到对方之手,我军就应该立即从瓜达卡纳尔岛撤退,陆军也应该立即放弃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这样我军可以确保补给线,西面从缅甸边境开始,中部放弃菲律宾,坚固以新加坡,苏门答腊为中心的资源地带,并且把本土周围的塞班岛、特尼安岛和关岛建成难攻不落的要塞”。

还是没有人听,结果就像石原预言的那样:“不听我的话,连船都要没有了”。

1942年12月,突然有一个不速之客到鹤岗来拜见石原莞尔。这个人就是东条英机的心腹甘粕正彦原宪兵大尉,当时的“满映”社长。甘粕正彦和石原莞尔其实是老朋友,当年石原莞尔操持满洲事变,甘粕正彦没少跟着卖命,在沈阳,哈尔滨制造袭击日本领事馆事件就是他,可是后来抱上了东条的粗腿就不和石原莞尔来往了。这次甘粕造访是负有东条英机的使命:东条无论如何要见上他的死敌石原莞尔一面。

话说到这份上了,石原莞尔只能跟着甘粕去东京见东条。东条见了石原以后首先就向石原试探:“你对大政翼赞会有什么看法?”

石原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大政翼赞会是你在运营的,是一个官僚运动。国民运动如果不是从下到上的话将没有任何价值”。石原莞尔的回答其实有点不太厚道,东条的运营方法其实是从石原莞尔哪儿学来的。当年的“满洲青年联盟”不就是被石原莞尔解散弄成了“协和会”吗。这种弄“官制群众组织”是日本人的传统,就是1994年细川护熙内阁通过的《政党助成法》还是让人想起石原莞尔的“协和会”,正好细川护熙首相也是一个忠实的石原粉丝。

东条接着问的问题是:“对今后的战争指导有什么看法?”

石原莞尔的想法很现实:和东条谈战争构想是没有用的,东条听不进去,只有直接劝东条下台,于是石原莞尔直截了当地说:“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导战争的能力,

这样下去日本会亡国的,所以请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位置”。虽然两人的会面时间比预定的长了很多,这是两个人大概是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互相推心置腹。但是东条没有打算也没有勇气按照石原的忠告去做,而是一直到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以后才在7月份灰溜溜地辞职下台。

接任东条内阁的小矶国昭曾经很认真地考虑重新起用石原莞尔的问题。小矶在一开始准备重新征召石原莞尔回现役然后启用为陆军大臣,还专门派人去听取了石原的意见。石原的意见是放弃所谓菲律宾决战的计划,立即和蒋介石谈判,这样可以在手头还有点兵力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的条件下同美国实行停战谈判,可以争取到一个好点的条件。但小矶的看法首先是莱特湾海战日本不一定没有胜利的可能,其次是现在提出和蒋介石谈判未免有点太自欺欺人了,太平洋战争以前蒋介石都不肯谈判,到现在日本败象尽露的今天用脚趾头也能想出谈判结果,战争既然打到了这儿,除了在败中求胜之外已经无路可走了。

小矶拒绝了石原的建议。石原在听到山下奉文被任命为防守菲律宾的第14方面军司令官的消息时说了一句:“可怜的山下奉文,他要当俘虏了。”

战争在继续进行或者说在继续失败着,这样石原莞尔的崇拜者也在继续不断增加着,就是军部派来监视石原莞尔的宪兵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石原的信徒。

1945年8月14日一大早,山形县特别高等警察课课长堀田政孝到石原莞尔家造访,石原第一句话就是:“战争结束了?”

堀田愕然:“已经知道了?”

石原笑了:“想着你这两天就该来了,是不是怕这个石原串通周围的海军特攻队和陆军部队搞政变?我一直反对这场战争,这个时候怎么会反对停战呢?”

堀田结结巴巴地说:“不是,上峰怕石原先生太激动。石原先生的号召力又是那么强。”

8月17日成立了东久弥宫内阁。石原任仙台的第四联队长的时候,东久弥宫是师团长。东久弥宫想起用石原莞尔当内阁顾问,特别准备了卧铺车厢把石原莞尔接到了东京。

但石原莞尔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旅途的劳累了,一到东京就被送进了递信病院,医院的诊断是膀胱癌。石原住院期间一直有美军检察官员来访,这种迹象似乎表明占领军总部GHQ正在把石原莞尔列入战争罪犯的名单,所以东久弥宫只好打消起用石原莞尔的念头。

但是最后公布的战争犯罪者名单中没有包括发动“9.18事变”,制造“满洲国”的石原莞尔。

1946年4月26日是昭和天皇的生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

1948年12月23日是皇太子(现在的平成天皇)的生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争罪犯死刑,这七人中包括了石原莞尔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大将和“满洲国”的黑手土肥原贤二大将。

1949年8月15日早上4点35分,石原莞尔中将在口述完名为《新日本的进路》的遗书后,在山形县饱海郡高濑村自己家中死于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终年60岁。

石原莞尔已经死去快六十年了,但是对石原莞尔的评价和批判却一直在激烈地交锋。然而,交锋双方谁都不会忘记的一点是:那场战争,其实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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